日本侵略战争、世界大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内战使中国陷入漫长而剧烈的战争之中，此时皇家藏宝的命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的首府沈阳。在日军肆意蹂躏满洲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担心日本侵略军下一步就要逼近长城关口。面对日军的侵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做出了一个果断而又大胆的决定：把故宫藏品中最好的一部分迁移到南方去，以保护它们免受战争的侵害。中国皇家藏品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又过了很多年，经过多次迁移，皇家藏品才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 古物南迁 1932年9月，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同意了古物南迁的建议。像以往一样，博物院卖掉了宫里库房所存的一些物件，以便为珍宝南迁筹集资金。与此同时，烦琐的古物装箱工作也开始了。 在中国历史上充满暴力的王朝更迭中，皇家珍藏常常被胜利者作为战利品夺得。而这一次，人们极为仔细地为藏品的南迁做了准备。比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庄严就曾描述过运送秦代石鼓时艰苦的准备工作。秦代石鼓是一组在初唐时期重新发现的十个半球形石头，上面刻有古老的铭文，还有公元前221年留下的印章。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石鼓也作为南迁文物的一部分于1933年被运往南方。为了尽量保护石鼓不被损坏，他们先用一层层的湿纸包住每一块石鼓，按紧纸张，使纸的整个厚度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接着用麻绳把石鼓紧紧捆住，麻绳之外再裹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最后才把石鼓放进装有稻草和棉花的木箱里封好。这次南迁的文物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主要类别有：青铜器、玉器、瓷器、绘画、书法、珍稀典籍和其他物品。这些文物共装了2万多只木箱，被运到火车站后装进列车车厢，自此，从1933年起一直到1947年，这批文物开始了历时14年、跨越75000公里的漫长旅行。 这次文物装箱的壮举结束于1933年1月，当时只是个孩子的吴讷孙还记得夜里北京街头响起的马车声： 1933年初春的许多个夜晚，北京昏暗的街上都会清除所有过往车辆。在宵禁以后，紫禁城的南门缓缓打开，一辆辆木板车鱼贯而出，上面堆满钉好的沉重的箱子。它们出了城门以后，沿着宁静的街道向南驶去。在前门外，这些木板车将向右拐进西站。在警察和士兵全副武装的护送下，货物被装进一辆早已等在那里的火车，火车处于武装保护之下。火车在内陆地区蜿蜒前进，首先将到达西南部，然后向东部迂回，最后向南到达上海。这批箱件将在上海存放4年。从2月到5月运输工作一直在继续，19557箱艺术品、珍贵典籍、历史文献就这样被运出了北京，离开了危险动荡的东北海岸。没有人知道日本侵略战争将会怎样发展，也没有人知道这些珍宝会流离多久。 这次古物南迁之所以要偷偷进行，不仅是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因为转移文物的行为可能会被公众理解为是政府放弃北平的一个信号。为了安定人心，易培基请内政部做出保证：一旦政治形势稳定下来，这些文物就会运回故宫。当时几乎没人能意识到日本侵略战争的长期性，相反，大多数人担心的倒是：“如今故宫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件普通文物供游人参观了。” ◎ 南京的新家 1933年2月和3月，当文物通过铁路运至南方的时候，它们终将落脚何处还没有确定下来。临时的决定是，先把装书画的箱子运到上海，时机成熟再运往南京长期保存。在上海，文物被放在相对安全的外国租界的两个库房里，一个库房属于法国租界，另一个属于英国租界，每个库房都有法国或英国警察辅以中国便衣守卫。来自北平三个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书籍和文件直接被送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为给这批文物在南京找一个长期存放地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在1935年7月，故宫博物院接收了南京的朝天宫，决定把文物存放在这里。存放藏品的仓库于1936年3月开始修建，当年12月竣工。自此，从1933年起就存放在上海的文物被运到朝天宫。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举办一次展览。1937年5月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国民大会堂举行，此次展览展出了从先秦到清朝的历代艺术品。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必须联系国民政府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背景来认识。###是这次展览中政府方面的赞助人，它期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树立南京国民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次宏大的展览同时也使公众确信，皇家珍藏已经平安运达南方。 ◎ 首次海外展出 1932年年末，正当故宫工作人员专注于文物南迁的时候，几位英国收藏家开始筹划在伦敦举办一次大型的中国艺术展览。这次展览将成为中国几次为西方提供皇家艺术藏品进行国际展出的第一次。 1934年，中国###同意了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的提议，并成立专门的审查委员会，花费大量时间挑出最好的艺术品供英方选用。但英国收藏家对中国艺术品的兴趣一直以来主要都在瓷器上，至于绘画方面，他们见过的中国画很少，除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这幅画是1900年英国远征军破坏清朝皇家园林时的战利品）之外，英国就再也没有中国的名画了。 英国人清楚自己在书画鉴赏方面的欠缺，便聘请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艺术史学家伯希和前往上海做顾问。虽然我们不知道伯希和在这次挑选中发挥的作用，但最终选定参展的画作却大都是非凡之品。国际知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王己千认为，在所有选定的175件画作中只有13件是摹本或者质量不高的。 这次展出取得了轰动性的效应。它实现了组织者的目标，对中国几千年的艺术精品进行了一次独特的展现。连福开森都说这次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每天吸引来自许多国家的大批游人，参观的人挤作一团，要看见展品都不容易。 许多人都意识到了这次展览的政治意义。大英博物馆的一位职员记录说：“中国政府的官方参与为这次展览注入了政治意蕴，文化关系如今被认为是影响深远的因素。” 一位住在伦敦的中国人回忆了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它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人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好的了解，由此他们会更容易对中日战争中的中国产生同情。” 那么，愿意提供这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去海外展览的国民政府得到了什么呢？正如一位历史学家的观察，“这次展览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它由此在国际关系方面获得了不可想象的成功。” ◎ 其他的几次展出和展出邀请 伦敦中国艺术品展是中国珍宝第一次在国外大规模的展出，这次展览在其他国家引起了直接反响。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提议，在这些珍宝运回中国之前直接把它们从伦敦运到美国进行第二次展览。他注意到，对中国来说，在当时的纽约举办一次这样的展览是提升中华民国在美国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中国方面对这一提议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希望得到美国政府方面的支持。但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助理秘书斯坦利·霍恩贝克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他不想让中国内部的反美亲共力量找到一个借口，从而迫使美国去直接面对日本。因此，伦敦展出的珍宝最后还是直接被运回了上海。 展品回国的途中曾出现一段惊险的小插曲。当时，运送文物的美国邮轮“蓝浦拉”号在直布罗陀海峡搁浅了。所幸船后来又重新开动了，并没有对装载的文物造成任何损害。1936年4月8日，出展的文物安全回到上海，此时距离开上海赴伦敦之日已有一年之久了。由于伦敦展出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中国又收到了来自苏联的邀请，苏联方面同样希望能够一睹中国皇家珍宝的风采。在此前不久，苏联已经和中国确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随着两国交往的日益频繁，俄国人期望通过举办这次展览进一步促进两国往来。在苏联的这次展览规模比较小，只展出了100件二流的藏品。这些展品于1939年7月18日从四川省（应为贵州省）安顺县的一个仓库运出，途经甘肃、新疆，在9月初到达莫斯科。展品于1940年1月到8月间在莫斯科展出，1942年3月到6月在列宁格勒展出，1942年9月被运回重庆（是中国当时的首都）。
◎ 文物西迁 当80箱文物从伦敦返回的时候，一场大灾难正在中华大地上蔓延。抗日战争的扩大很快就迫使这些珍宝不得不再次转移。在战争的进行中，故宫博物院管理层抓紧时间制定着保护皇家藏宝的计划。经过紧急磋商，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即分三路将文物（和政府一起）向西转移到重庆。 1937年8月14日，曾经运往伦敦展出的80只铁箱子成了第一批被运出南京的文物中的一部分，这时还是在声名狼藉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这批文物勉强逃过了被毁的命运。第一批运出的文物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武汉附近），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几个月内，长沙也危险了，这些箱子又经广西运至贵州——不久，长沙原来存放这些箱子的图书馆就被一颗炸弹夷为平地。一年之后，这批文物被运到了贵州安顺附近的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这里，这批文物度过了1938年到1947年间的漫长岁月。 同年11月初第二批文物也在准备迁移。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装箱、装车、把9369个箱子运至码头。这一大批文物在11月20日至12月8日之间离开南京，几天以后，南京被日军攻陷。从那志良那些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紧张严峻：11月4日，珍宝通过水陆两路迅速运离南京；12月8日，急运停滞；12月10日，9369箱文物通过轮船经长江被运至汉口；一天之后，汉口的孔庙（文物箱件曾在这里存放）被炸毁了。文物箱件继续迁移，3月份到了宜昌。 文物不得不在宜昌停留几个月等待河水上涨。到了秋天，文物继续转移，穿过险恶的长江山峡到达重庆，那里是蒋介石和他被击溃的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文物从南京到重庆的转移运送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重庆随后也陷入了危机，于是，1939年春天这些国宝箱件又被装上小木船再次迁移，部分船只由纤夫用缆绳拉着在急流中前进。此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有一根纤绳断了，掌舵的船工对船体失去了控制，装满国宝箱件的船只连同船里的工作人员一直被水冲到下游。值得庆幸的是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这些文物箱件是由搬运工扛着走完去往乐山的最后一段路程的，乐山位于四川省的西部。 第三批文物从南京运出后，经陕西最后被运到四川，这是运送最艰难的一路。这批文物共7286箱，于1937年12月10日日军攻陷南京前夕从南京出发，经过陆路由火车运往徐州，接着在1938年1月到5月间又被装进300辆卡车运到汉中。这条线是沿着秦岭山道行进的，山间道路有时泥泞不堪，有时还会遭遇山崩。期间，一场大雪将整个运输队伍困在山间，没有食物也没有地方住，幸而后来救援队赶到。他们在4月10日抵达四川，路上整整花了48天。 只过了一个半月，政府就下令让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为国宝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果然，汉中的储藏地孔庙在文物转移后不久就被日军的飞机炸毁了。下一个目的地是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去成都的路上要经过许多交叉的渡口，满装古物箱件的船只逆流而上，只能靠人力拉。文物刚到成都，又一道命令下来了，要把它们再运150公里到峨眉山。这批文物从此被藏在峨眉山的两座庙里，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仓促间从南京转走大批文物是一件花费很大的事情。杭立武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成员之一，也是前庚子赔款的执行秘书，他在1937年11月到12月间为文物转移筹备了足够的资金。为了保证装运的及时迅速，蒋介石私人的交通工具也被用来支持文物西迁。 作为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对所有这些动荡中的文物迁移都负有根本的责任。从文物到达战时首都重庆起，他就明确担负起了这一职责。至于运送文物的故宫工作人员，他们带着这么多沉重的箱子，按照不断下达的一道道命令，辗转迁移，在1937—1947年这十年漫长的迁移过程中，没有丢失过一只文物箱子，实在令人感佩。
在迁移的途中，一旦文物找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避难之所，工作人员就打开箱子让这些珍宝见见天日，因为对于书画作品来说，为了防潮防虫，每隔一年半年晾一次是很重要的。 尽管中日战争期间时时有被炮弹轰炸的危险，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但一些皇家艺术珍品还是在中国的西部偶尔展出。1943年12月间，一个小型的书画展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的三间展室举行。1944年，在贵州省贵阳市的省立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1947年日本战败以后，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了最后一次小型展览，这次展会主要是为了向国宝道别。 ◎ 中日战争及其后果 对于北平故宫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八年间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知甚少。日军在1937年9月占领北平的时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经带了部分珍宝西迁，故宫的工作人员十分明智地向国民政府发出了寻求保护的请求。在沦陷的北平等待了一个多月后，他们在11月终于等到了政府方面的训令：“折呈悉……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换句话说，这个从遥远的安全之境发来的命令是在表示：你们只能靠自己。待在你们的岗位上，坚持住！ 1937年以后马衡不在的日子里，负责故宫日常工作的是总务处处长张庭济。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 在此期间，故宫遭到了几次破坏。1938年6月15日，日军占领北平还不到一年，就从太庙劫走了几百册书籍，据说，这些书籍大部分被烧掉了。六年以后，日军为了保证他们的武器供给拼命搜集金属，他们从故宫抢走了54口铜缸，4尊铜炮，91个铜灯亭。1945年7月，日军又一次试图抢夺铜缸，这一次抢夺的地点是太庙，但被故宫职员制止了。8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归还了所有抢走的铜灯亭和铜炮。多亏了王世襄等人的奔走，最后，中国方面收回的金属共有4460公斤，尽管有些铜缸已经被打碎了。 1942年6月，日伪政权任命祝书元为故宫博物院的临时代理院长。祝书元的任命使那些还妄图对故宫财物主张权利的满清遗民十分气馁——原来，满清爱新觉罗氏家族的部分成员大概还想追讨宫廷财产。任命祝书元的那年，紫禁城北边的景山和紫禁城内的太庙都向游人开放了。门票收入和故宫职员的工资（虽然很低）都恢复正常。 1943年，故宫的工作人员接到命令要把古物展览厅和历史博物馆合并成一个行政单位，共同隶属于故宫博物院。这次合并早在多年前易培基任院长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主要是着眼于效率的提高。1947年马衡返回北平之后，这一方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 ◎ 追踪散佚的珍宝 中日战争期间，王世襄曾为保管重庆的珍宝做出过贡献，后来他又在追回散佚文物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他被任命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寻回1924年因日军抢掠或其他原因而散失的宫廷珍宝。 流失的宫廷珍宝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逊清皇帝溥仪（即后来日伪政权的傀儡皇帝）带到满洲去的几百件珍贵典籍、珠宝和书画作品。它们曾经被存放在溥仪满洲宫殿后面的小白楼里。溥仪1945年被苏军俘获以后，他在满洲的宫殿和仓库都被接管皇宫警卫的“国军”抢掠一空了。 日本战败以后，溥仪从前的收藏中有很多重要藏品出现在北平和天津的古董铺中，王世襄许诺，国家将重赏能提供有用线索的古董商。另外，在1947年年初，国民政府专门拨出亿元用于收买这些国宝。他们运气不错，一位在溥仪的天津旧居居住的美国陆军上尉向故宫博物院报告，说在屋里发现了一个没有打开过的密室。王世襄闻讯赶到天津，打开密室后，发现里面藏有1000多件小块古玉和四件卷轴画。这些玉后来被认出原是放在宫中绣有锦线的特制的箱子里的，它们最终还是回到了故宫。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王世襄开始追踪“东北货”，并取得了一些成效。这项工作自王世襄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王世襄还帮忙找回了不少其他重要的宫廷珍宝。德国商人杨宁史曾得到一批日本占领期间在北方（在河南）出土的珍贵青铜器。1945年11月，得到消息的王世襄悄悄来到杨宁史在天津的办公室。在杨宁史的办公室里，王世襄注意到秘书正在打印一份中国青铜器的清单。由于有清单直接对质，杨宁史不得不承认他手上有这样一批青铜器，但他狡诈地称藏在天津的住宅中，那里已被军阀占用。王世襄带着官方的介绍信，三次去天津跟军阀交涉，但都被挡在门外。无计可施的王世襄只好向国民政府行政院主席宋子文和他的内兄蒋介石求助。1946年1月，河北省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了杨宁史的收藏，故宫博物院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点查了这批藏品。为了庆贺杨宁史的“捐献”，博物院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这批藏品从1945年10月30日到1946年11月11日一直留在博物院的两间屋子里供人参观。 1945年到1947年间，在漫长的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大家都在努力将珍宝重新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南京和北平两地博物院的各项工作逐渐恢复正常。1948年五六月间，两个城市都举办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展出。 然而，这些珍宝并不是从此就安然无忧了。中国很快又进入了内战时期，事实证明，这次内战是20世纪以来对皇家藏品完整性的最为沉痛的一次打击。内战导致了宫廷收藏的彻底断裂，两个独立的博物院建立了，一个在中国北京，一个在中国台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