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了保护他的作品，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和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许多普通百姓的呼吁和关心之下，他的作品得到了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在1966年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能见到他的作品了。当时的坏人，我亲耳听到当时的坏人在叫：“这些东西还要它干什么，一把火烧掉算了。”所以我后来我请我母亲一定要给周总理写一封信，送到中南海，送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当时都不知道。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这封信到了总理的手里，而且总理当时就指示，把他所有的东西放到故宫，因为当时故宫是由军队把守，人是不能进的，放在故宫的南朝房，就是朝见皇帝的时候，等皇帝上朝的，先到的官员就要在南朝房里等着。在南朝房里放了十年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交的，谁交的，谁移交的，都不知道。包括我去年，前年，我曾经到故宫，他们请我去鉴定的一批我父亲的作品，我看了以后，还有一个目录，这个作品里头，我说这些画都到哪儿去了？大概有几十幅之多，我说这些画是在你们这儿么，他说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画在哪儿。但是从目录是在故宫的名册上面，后面注了一个“毛家湾”，那这些画到底哪儿去了，不知道。所以亏了总理当时的指示，使他的作品和藏品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那么这些作品呢，到了徐悲鸿纪念馆，新建的这个馆以后，还在故宫待了几年，因为那个馆里头没有合适的仓库，那个画要放在地窖里面，大家都知道那个潮湿，是会使画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所以当时还不如放在朝房里面，继续放。那个时候我们清扫，也就是说把灰尘打掉，也就是说在灰尘里面这些画待了很长的年头。在大家的呼吁之下，在国家的关怀之下，纪念馆建了一个画库，具有恒温恒湿设备，从那之后，这些作品都得到了应该说是基本上满意的这种保护。在之后呢，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把这个仓库关掉一些房间，把画集中，然后把这个仓库的空调引到展厅的画柜里面去，把所有的画都放到画柜里面去，这样所有的画都可以说得到了恒湿恒温的保护。这个在当时，现在可能多了，当时的一些年里面吧，可能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唯一的有得到恒湿恒温基本条件的博物馆。

    在这之后呢，又是由于大家的关心和政府的支持，特别我要提到一位我们的老学长，应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顾毓秀，曾经做过中央大学的校长，她晚年一直在美国，在那抑制做教授，她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工科的专家，但同时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诗人，音乐家，戏剧家。她始终关注着国内文化艺术的发展。她曾经写信给当时的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呼吁保护徐悲鸿作品、保护油画，所以国家在后面我们的努力下，从1999年开始，对他的油画进行修复，到今天还在进行，我们已经修复了近四十幅他的油画。其中包括《奚我后》，包括《田衡五百士》、《愚公移山》这三张大画。这些画呢，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一个急需，我们对于艺术的一种理解和急需。《愚公移山》是最后一张修复的大画，我在十年以前看到这张画的时候，是文化革命的中间，它在交回的时候，是被反卷了，因为大家知道卷油画是朝外卷的，和中国画是正好相反的。它在接收的时候，把它当中国画一样的卷起来，卷了以后造成的结果，而且不是卷成一个大卷，是像中国画一样卷成这么小的一个小卷，搁在一个木箱子里面，我把它拿出来打开一点的时候，所有的颜色像粉底末一样的掉光，剩下一个白的画布，全部掉光，我不敢再打开了，我说把它收起来，等到我们有条件能处理它的时候，我们再见这张画。这样又放回那个木箱子里面。直到三年以前，我们才把它一点一点地在法国卢浮宫的专家们，他们来了四个人，把这些画一寸一寸地用胶把它粘起来，修复。现在这张画已经在我们馆里展出了，最大的一张油画，可能我们大家很多同志都没有看过这张画。他的《奚我后》是第一张修复的，当时在1999年的时候，曾经由中央美院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大展》，这张画放在美术馆展览的第一张，很可怜啊，这张画，因为这张画曾经在他生前一直还放在南京，老中央大学礼堂，一直挂在那儿。他从挂到那儿以后，离开那儿，到重庆抗战，到北京就没有见到这画，等他去世以后，成立徐悲鸿纪念馆，这张画才从南京回到北京。回来的时候，当时的江峰同志说，这张画不能要了，因为这张画在南京中央大学后来被人拿去挡窗户、挡雨。后来是戴泽（音）先生费了很大的劲把它进行了修理，用的水粉颜色把它修理起来。后面呢，请当时的美术学院的裱工的师傅把它后面粘了一块很大的画布。这可能也是中国修复史上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这张画后来就一直展出。在1999年的时候，看着简直不堪入目，每个后面都有很多空白，掉得一塌糊涂了。所以后来我们请专家来了一点一点地把它补好。

    在这儿，我很欣慰地告诉大家，现在基本上这些画大部分已经修补好了，而且请的是最好的专家。从詹建俊先生（我们的油画学会的会长），到朱乃正先生（当时的中央美院的副院长），戴泽老师他们，最后给了一个评估，我记得结论是，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修复，这个修复，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就好在第一，绝对的尊重画家的原作，所有掉了颜色的地方，那个缺了颜色的那块白可以碰，其他地方都不能碰，你不能说我为补这块白，画出去了一点，都不行的，一点都不能碰这个边界，绝对要忠实这个画的原貌。 第二个就是使用的材料必须是可逆的，如果有马上大家觉得不好，不理想，就可以把它全部重新去掉，不留痕迹的，全部去掉，而且不伤原来的画面。所以这种修补在补好了以后，我们用放大镜，你去看这个画面，都看不出痕迹。而且在很多年里头，它不会因为你用的是油画的油、颜色去补油画，由于油画干的程度不一样，由于年代不一样，在几年以后，你必然会从一块补丁上，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包括美国的专家，他们博物馆的馆长到我们的馆里头来，他们进我们的画柜里头，一张一张仔细地看，最后的结论是完美无缺。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画家的生命是因他的作品而永存的，现在他的一千多幅作品都受到了国家的很好的保护，他的油画和他的心血没有损失，那四十幅肯定会出现，而在馆里面他所有的作品都在我们非常好的专家修复之下逐渐地和观众见面。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为弘扬中华的民族的艺术，保护中华民族的艺术做了一些贡献，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像现在的何炬星先生、民生银行这样的艺术支持者，能够使我们国家的急需的艺术方面的事情能够开展和进行下去，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璜生）：谢谢徐教授，徐教授的发言我们觉得听完是挺感慨的。因为确实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在于他的保留下来的作品，那么对于作品的保护确实是一个非常专业，也是一种责任吧，对作品的保护。那么徐先生的发言还提供了一些对研究，或者追踪徐悲鸿先生作品的很多线索跟资料，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应该去认真地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