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口中的“导师”、一位工程师亢哥评价李志：从一开始还是文艺青年起，他就有一种倾向：追求他所认为的公平。这跟他的出身、他强烈的草根情结有关。这其实也蛮可贵的，但他把这事情弄复杂了。（邰一雁/图）

八年前在一场音乐节的间隙，一个女记者跟他聊了很久的音乐，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叫周云蓬？从那年开始，民谣歌手李志基本拒绝了所有媒体采访。

经纪人迟斌跟他吵了很久，无效。他只能自己出来顶一下，以“李志团队”、“经纪人老迟”之类的名义在媒体上发言。这一次，他们要办一次平均每场五千张票的全国巡演。李志心里没底，妥协了。

出道十年，这是37岁的李志最大的一次个人演出，一切都要好好琢磨。演出曲目还在考虑。

2014年，李志在北京参加一场拼盘演出，第一次审批报了六首歌，五首没通过。《和你在一起》被毙了，因为里面有一句“我愿意为你死去”，有“死”字不行；《天空之城》被毙，因为“爱情是生活的屁”，低俗；《杭州》被毙，因为有一句“掏出你左手的手枪右手的菜刀中间的凶器”。

第二次报批他有经验了，像歌词“再见也他妈的只是再见”，把“他妈的”去掉，通过。

这样缩手缩脚让他很不习惯。在刚出道的时候，他想唱什么就唱什么。酒吧演出不需要报批。那时，酒吧基本是他唯一的阵地。

李志始终不与唱片公司签约。“嫌公司会规定我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于是他多年来可以在微博上肆无忌惮地骂人，对同行尤其是民谣界同行的音乐任意臧否。而他的歌迷还就好这一口儿。

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网名是“BB”。他解释那是“Black（黑色）”、“Blue（蓝色、忧郁）”的意思。音乐人都有歌迷中流传的昵称，崔健是“老大”，汪峰是“老板”，李志是“B哥”。

李志现在名气大了，这些自由慢慢都少了。

只有两个人没票可以进场

李志脸颊圆圆，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有人说他长得像个学霸。

他的母校是江苏省金坛市的华罗庚中学。李志至今还记得开学第一天的校长训话：“……什么都可以学不好，数学一定要学好！”一个班60个学生，有52人考上第一批本科，包括东南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李志。

全年级360人，一半名额是针对县城的招生，剩一半才分给县城之外的17个镇、10个乡，平均一个乡镇只有几个孩子能考上这所重点中学。李志就是从其中一个镇考上来的。14岁以前李志是标准的农村孩子。父亲常年外出打工，母亲一人操持家务和农活。农忙时他经常中午吃不上饭，导致他现在吃饭带着一股狠劲。

念到大二，李志就退学了。有一场没一场地混演出，靠借钱维持生活。专辑出了好几张，但都挣不到什么钱。2007年，他实在维持不下去，去成都做了两年白领才把债还上。

退学的一个原因是：大学跟他心中的梦差得太远。高晓松们在音乐里描述的“白衣飘飘的年代”根本不存在。同学们都夹着个包行色匆匆，大学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制造合格学生，哪儿有人在草坪上弹吉他唱歌啊？

“我觉得他输出的主要不是音乐，是价值观。”杭州演艺现场“酒球会”老板王涤办过李志的演出，一个细节他至今不忘：演出前，几个朋友来跟李志吃饭。朋友都自己买演出票。吃完饭回现场，李志自己走乐手通道，让朋友去排队检票。“他连加塞的权利都不给”。

自2009年专心做音乐、演出以来。李志从不赠票，他让演出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拉下脸，没有票的一律不让进。他说，只有两个人没票可以进场，一个是崔健，一个是罗大佑。

南京知名的鼓手余赣宁还记得，李志把乐队全体成员召到一起吃饭，席间说：今后，咱们得打考勤了。迟到一分钟扣排练费一半，迟到三分钟扣全部。我迟到的话，请大家吃饭。“咦，本来好好的，怎么有这样一个制度？不习惯。”余赣宁说。

迟到是中国独立音乐界的通病。乐手们多为兼职，常常赶完一个场子再赶下一个；演艺现场的老板们也习惯演出晚一会儿开始，以便抓住那些临时路过的观众，多卖几张票；音乐人成名以后又习惯故意迟到一会儿耍耍大牌……

每个乐队成员都被罚过，有人不久之后离开。余赣宁留下了，今天已是队长，并给多个音乐电视节目担任着客座乐手和编曲。他说他赶场子从来不迟到。这几年，好多人朝余赣宁要李志演出的票或是托他买票。他只有两个字：没有。

成都的两年工作，培养了李志的守时意识。那是一家移动增值业务供应商，工资不低，规矩也很严。李志带一个小团队，到期必须拿出符合质量的彩铃、彩信等产品。迟到、早退、完不成任务，扣钱没商量。他慢慢觉得挺好。

那两年中，他参加了2008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音乐节，发现很多歌迷喜欢他。“你应该做得更专业一些，不然不公平。比如演出经常迟到，这就对那些准时来的观众不公平。”从那一次起，“公平”成了李志的一种追求。这也成就了他的名声，从“契约精神”到“偏执”、“轴”和“不近人情”。

都这么熟了还要什么钱

北京音乐人崔忠鹏仍然记得那个极其难堪的场景：压轴的李志拒绝演出，带着乐手和团队绝尘而去；台下黑压压一群歌迷围着自己大声斥骂。那是2013年5月19日，崔忠鹏主办的首届“北京梦象音乐节”上。

按李志的说法，崔忠鹏可以算作他的“伯乐”。当年这位《口袋音乐》杂志的老板把李志做成样片的两张专辑起了名字《被禁忌的游戏》、《梵高先生》，在国内发行，并在杂志附送的CD里三次收录了李志的歌。

但这都不妨碍李志跟他较真：“合同签得很明确，先打一部分定金，演出前尾款到位。”李志回忆，崔忠鹏不久就多次跟他交底：钱不够了，能不能先演出，以后我凑钱给你？要不我以个人名义跟你借二十万？

该李志上场了，崔忠鹏还是说没弄来钱。李志说：你不用勉强，你没钱，没关系，不演了。他给北京另一家演艺场所麻雀瓦舍打了个电话：今天晚上有演出没有？能不能让我演一场？我不收门票，你们也别收我场地费了。

那晚的免费演出通过微博招来了上千名歌迷，成了李志在圈内一次著名的“行为艺术”。当天同在“梦象”演出的多支乐队和独立音乐人也没有拿到报酬，但都上了场。

崔忠鹏对南方周末记者坦承：李志的罢演，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对“梦象”的声誉也有很大影响。这届音乐节赔得够呛，他至今都没缓过来。

2010年9月，李志联系小河、万晓利、周云蓬等民谣音乐人，在网上公开抗议虾米网未经授权提供自己音乐作品的收费下载，要求网站立即下架他们的作品并道歉。

侵权的网站数不胜数，李志专挑虾米网开刀，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唯独跟虾米网不熟。但李志恰恰只认识虾米网的CEO王皓。挑虾米抗议，是因为唯有虾米提供付费下载，一首歌0.8元。其他网站基本是免费的。

“当时虾米网规模还很小，确实没有取得李志授权。”王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网站2008年上线时就有李志的歌，他们定了个规矩：下载产生的收入，一半归音乐人。他们确实付过一些人分成，但没有李志。

王皓一边道歉、撤歌，一边叫人给所有能联系上的独立音乐人打电话，一个个签授权合约。有些乐队如“顶楼马戏团”说：都这么熟了，还要什么钱，你们用就行。这回较真的是王皓：那也得签。

2014年8月，李志最新的专辑《1701》在虾米网独家授权首发。现在，从包括虾米网在内的网站，他每年能收到几十万的网络音乐使用费。

李志的法务顾问、北京律师吴登华从2012年起一一与侵权的网站联系、发律师函。他发现对方的口气很像，都是居高临下：我发个合同给你，你签字授权不就行了嘛。费用？我把你的歌放在我们的平台上，帮你传播，你还要费用？

“这个行业完全没有规矩。”吴登华感叹：收到律师函，对方最多把作品下线几天，就又借“网友上传”的名义发上去了，有时还改歌名。有些网站故意把公司地址隐藏在非常不显眼的位置，甚至登一个错误的地址，即使律师函发过去也收不到。

李志说，他起诉另一个侵权网站酷狗音乐的案子将于2015年5月12日开庭。

多少钱算公平？

在追求公平的路上，李志绝不总是胜利的一方。

2010年，他的专场演出门票60元，他听到有人议论：真贵。那多少钱算公平？李志干脆搞了一次单人巡演，“去没去过的地方”，海口、拉萨、西宁、乌鲁木齐……联系好酒吧，把琴盒放在门口，愿意放多少钱，随便。

一共演出了10个城市，平均每场都有二三百人。演完数钱，平均每个人10块。是技术原因？人性原因？他不明白。总之再也不干了。

2013年，李志在全国办了二十场左右的巡演。在成都，他发现100元一张的门票被黄牛炒到1000元。在杭州，因为怕现场检票处网络不良、二维码显示太慢，李志鼓励观众把二维码打印出来。有人买一张票，打出十几张二维码，每张卖100块，买票的歌迷到了现场才知道被骗。还有人私信他，说自己是花钱让黄牛联系“内鬼”从后门带进去的……

2013年底南京跨年演唱会，他在微博上声明，请花钱被带进场的歌迷告诉他，是谁带的。不管是谁，查清楚了，就不再和那一方合作。还真的锁定了一个“内鬼”，事实却让他泄气。那是剧院上级领导塞进来的一个工作人员，谁也动不了。

2014-2015的跨年演出，李志打击的重点是炒票黄牛。演出在网络上卖票，一个身份证只能买若干张。他指挥团队，在一个工作日的中午，用微博和微信宣布放票，搞突然袭击。12分钟，3300张票宣布售空。

23岁的IT工程师董清特意从北京到南京去看李志的跨年演出。董清是买到票的幸运者之一。她把李志的微博设置为“特别关注”，一有更新手机就收到提醒。这样，她才抢到两张票。网络异常拥堵，她的另一个同事就没抢到。

“黄牛加价，那些最穷的人就被剥夺了来看演唱会的机会。这对他们不公平。”李志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但这又催生了新的不公平：那些不懂网络抢票技术的，或没有时间精力盯着放票消息的歌迷，被排斥在外了。

李志“网络斗牛”，经纪人迟斌是第一个反对者。“假如我工作很忙，根本不确定那天能不能去，如果那天我七点之前能走，就直接到那里买黄牛票，省了时间。从经济学的角度，这是完全正常的。”

“黄牛的本质问题是供需矛盾。你为什么不提高票价？仅仅是为了照顾穷人，体现公平吗？排除不正当因素的话，富人不是更勤奋吗？靠勤奋获得财富不也是公平的吗？”微信上，一个朋友问他。

李志答：“你说得很对，几年前伟大的‘亢哥’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教育我。……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一直穷困潦倒。我更愿意和善良的底层人民在一起。”

“亢哥”，1982年出生在山西长治的一位广州工程师，是李志口中的“导师”。他几年前推荐给李志一本书：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从一开始还是文艺青年起，他就有一种倾向：追求他所认为的公平。”亢哥在电话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跟他的出身、他强烈的草根情结有关。这其实也蛮可贵的，但他把这事情弄复杂了。”

“李志不签公司，也就没有直接的渠道了解自己的市场需求到底有多大。他不必太多去关注这些事，不需要这么纠结或这么执著。应该把精力放在音乐上。”在给李志写的那篇文章中，亢哥又说，“价格出现了扭曲，市场自然会产生黄牛来进行调整，这个不是简单的技术手段能解决的。即使价格压低，受益的也不一定是穷学生。”

李志仍然没有看那本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在他的贴吧里，有一篇名为《李志先生斗牛记》的文章，详细记录了他用微博所发“斗牛”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关于“公平”的内心自述，足有三千多字。

有人评价：“有点政治家的意思！关于黄牛，的确涉及公平。”也有人评价：“B哥要是去从政，都不知道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