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6岁之前，他是一个按部就班生活着的人，生在农村，他父母是文盲，大部分亲戚都在种地、打工，没有人告诉他怎么生活，也没有人告诉他世界是怎么样的。只好认真地读书，考上东南大学，他成了亲戚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在亲戚教导自家孩子向他学习时，他却从东大肄业了，“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开始出唱片、全国巡演，从豆瓣的小众红到整个民谣界，出场费从50元一场涨至30万一场，当红民谣歌手李志，周日又回南京，在先锋书店，不唱歌、做讲座，题目是《独立音乐是我的生活方式》。
李志大概是南京音乐人、文艺青年们的一种情结吧？要不然，这场不唱歌的清谈，怎么吸引那么多人？！先锋书店如此热闹，还是上次同样“南京出品”张嘉佳签售《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警察惊动了。李志没惊动警察，却把空调吓坏了—人太多，空间热如蒸笼，跳闸了。
身穿黑色T恤的光头李志上台时，台下的人，姿态都是边蒸桑拿边听讲座。他讲他的这些年：1999年肄业后，出过6张音乐专辑，多次参加过迷笛和雪山音乐节，在全国各地巡演，2012年甚至还把演出搬到了美国，全世界都能找到他的粉丝。像歌星一样红，却又特立独行，十年来始终坚持做一个独立的音乐人，不签约唱片公司、不接受商业赞助，甚至连媒体宣传都懒得做，最后一次在媒体现身是在2007年北京的一个电台节目上。
听过他的歌的人，都能听出他的特立独行，他的生活亦然。在大学待了两年，“不知道学那些专业用来干什么的”，喜欢的是音乐，大二辍学，去北京“搞音乐”，但没过多久，因为“北京只有混子没有摇滚”，重回南京。一路折腾，2004年，终于出了人生第一张音乐专辑《被禁忌的游戏》。
和唱片一起出来的，是风险和压力。2006年，他因为出了三张专辑而负债三四万，最后不得不去成都上了三年班还债，债还了，再回南京，2009年借了30万，做了唱片《我爱南京》和《你好，郑州》，反响很不错，豆瓣的小清新们，纷纷由路转粉，但销售却惨淡：血本无归。他一把火烧了没卖出去的唱片。
唱片没人买，音乐总有人听。对做音乐的人来讲，或许巡演是最好的路：为了还债、糊口，也为了“能决定我要唱什么歌，不唱什么歌”。他宁愿拿着50块钱的出场费，在成都的小酒馆唱着“我们生来就是孤独，我们生来就是孤独，不管你拥有什么，我们生来就是孤独”，也不愿意一纸契约，把自己高价卖给唱片公司。
现在，李志的专场演出费已经涨到了30万一场，然而巡演的道路还是异常艰辛。为了保证质量，他要求每场演出的设备都要固定不变，也就是说不管在天南海北，租赁的设备型号都是要符合他“钦定”的那几种，而不能随随便便“就地取材”，这就导致有的时候在四川演出，却要去北京租设备，极大地抬高了演出的成本。另外，乐队的排演也是个问题，他在民谣界也算颇有名气了，然而想租一间房子，开个Live House（具备良好音乐设备的专场演出场地，适合近距离欣赏现场音乐）也是独力难支，地段要好，租金不能太高，还不能扰民……整个南京城他没有找到一间可以容身之所，结果只能带着乐队去上海、北京租赁场地排练，开支巨大。
然而这些硬成本还不是最令他头疼的，最令他头疼并且窝火的是演出的软成本。他说每次演出的曲目都要报批审查，歌词中不能带有脏话、“死”等字眼，歌曲的精神取向还要“健康向上”，然而“让李志唱歌不带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呢？”有一次他报了6首歌，5首没有通过审批，结果只能临时换歌，然后加班加点重新排练；有的时候审批通过了，结果演出那天，职能部门一个电话告诉你因为某个原因你的演出被取消了，然后前期的宣传、场地的定金就都打了水漂；即使一切都顺利，演出能够正常进行，还有一笔必要的支出他不得不花—给某些部门上贡：“我每次专场演出20%的票都是送到某些部门的，然后这些票再流入黄牛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经常官网买不到票而要从黄牛手里买的原因。”
这四年，李志坚持把每年的跨年演唱会放在南京。有人劝他，你为什么不去北京、上海而非要在南京演出呢？北京上海市场大，赚钱快。而李志却摇头，他讲了一个故事，一次，他在琴行里看到两个小孩儿在练琴，练了一会儿，一个小孩儿跟另外一个说：“你觉得我这样能够给李志弹琴吗？”原来自己能给很多南京的音乐人以希望，让他们知道非一线城市同样可以做音乐，不用非得扎堆在北京上海！另一方面，李志说“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会越来越好”。行业环境好，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并留在这个行业，形成良性循环。
他颇有点温情地展望道：“我希望有一天，在一个小城市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朋友见面问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很平静地说我是做老师的、做医生的，我也很平静地说我是做摇滚乐的。而不是大家心中口中认为的"玩音乐的"。当大家视它为一份平凡职业时，“这意味着只要你喜欢音乐，就可以不再犹豫地去做这份工作，而不用考虑经济、物质问题而不敢踏进这个行业，或者被迫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