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升、左小诅咒
陈升第一次听左小祖咒的歌，就笑了，这被左小看来是听他歌曲的最高段位。他俩差7岁，算是一见如故，每次到大陆，陈升都要找左小喝酒，喝多了，大多数时候是左小胡说八道，陈升静静地听。陈升说，他俩的前半生都是骗来的，如今则是“两个说真话的怪叔叔”。
那个叫左小祖咒的人在1993年来到北京。
那刚好是二十年前，他23岁。到了北京，他给自己起了这个新名字。象东村四处游荡的摇滚青年一样，他衣着诡异，神情倨傲，不甚干净的长发遮着脸，他又用帽子盖住它。三个月之后，这个叫自己左小祖咒的家伙以极其先锋的音乐风格在文化圈里出了名——几个摇滚大佬说他写歌写得好。他心想，我操，我真的可以啊。在来到北京之前，左小祖咒曾经参过军，在部队里给人割包皮。他出身于中国南方小镇的一个船工家庭，经历过无数种奇怪的工作和生活。那个时期，在风起云涌的北京东村，左小祖咒靠批发磁带维生，他刚组建了NO乐队，写歌、编曲，身上带个几星期也不响一次的BP机。
有一天，左小祖咒接到了香港口音的传呼，香港明报要采访他，那年香港还没回归。左小祖咒很激动，回答说他不接受采访。对方是个女性，精神可嘉，连续呼了他好多次，左小起了恻隐之心，就回答说，采访可以，但能请我吃顿海鲜不？那段日子饿啊，他说。香港来的女记者在兆龙饭店摆下了一大桌子海鲜请左小祖咒吃饭。当年的兆龙饭店很不便宜。“那年头女记者也特别少，我从小缺乏母爱，”左小祖咒说，“我日他妈，我就感动了。”吃完饭第二天中午，左小祖咒在他的破房子里唱歌给女记者听，“一顿鬼哭狼嚎”。女记者听完哭了，回到香港，写了篇文章《NO乐队，左小祖咒，中国的摇滚乐从他开始》。左小祖咒拿着报纸心里有点慌，这话确实是他说的，没想到记者给记住了。这是左小祖咒接受的第一次正式采访。在过后的二十年中，这句妄语不断被提起。左小祖咒说自己当年太张狂，“但这话我确实说过，现在，不也就是这个样儿吗？中国的摇滚乐从我，从1993开始，出现流行、朋克、地下、民谣，出现多元化，以前都是西北风——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那张报纸左小祖咒依然保存着。二十年中，左小祖咒出版了十几张个人专辑，他现在的身份是“摇滚师”、艺术家、小说家、诗人和电影配乐人。找他采访的杂志报纸不计其数。比如今天，他在酒店里接受我们的封面拍摄——穿着最新的川久保龄西装坐在沙发上，衣服是他自己的；他赤脚套着凉鞋，戴着标志性的帽子(老婆挑的，棕色)，帽子下面的头发杂乱而干净；他的皮肤黝黑，眼神依然游离而狡黠。他的背后是一串身材劲爆、只穿比基尼的俄罗斯模特，身边则是他的好友，大他七岁的台湾音乐人陈升。
陈升第一次听左小祖咒的歌，是在开车从台北去宜兰的途中与一车姑娘一起听《左小祖咒在地安门》。他一边开车，一边笑，他还听见左小唱“张悬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心想，哎，他怎么会知道张悬？见到张悬，陈升跟她说，左小叔叔知道你啊。后来看歌词，是“掌权的人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顿时觉得左小祖咒很严肃。“笑就对了，”左小祖咒说，“我本来就是个搞笑的。我唱的歌就是幽默。听我的歌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觉得鬼哭狼嚎，太难听了，第二阶段觉得大叔挺苦的，二十多岁就这声音了，最高就是升哥这种段位的，一听就想笑。”陈升把左小祖咒请去台湾，做他跨年演唱会的嘉宾。一上场，左小的《阿丝玛》把台下的小朋友吓坏了。后来他就唱《小莉》，观众和他一起唱“小莉啊，谢谢你借给我钱花”。《小莉》是一首情歌，左小祖咒用老婆的名字命名它，这可能是他最动听、最温柔的一首——陈升说他喜欢歌词，“我都不好意思跟我老婆这么唱”。“如果我吻你你就微笑我就吻你，”左小祖咒在歌里唱，“谁人能象我这样对你，他就不怕我打破他的头？”2007年，左小祖咒在录音棚里录完《小莉》，回家宣布中国情歌进入小莉时代。他说中国的情歌分“三小”时代：《小芳》、《小薇》和《小莉》。左小祖咒的老婆小莉说，神经病。“歌里埋没不了一个歌者的象征，真正歌写得好的人一定是写自己，你要不是那样的人你的歌是感动不了人的。借钱花是一种愿望，这歌里有很多的愿望，不是事实。世界上很多人没有想象力，这就是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区别，流行音乐它其实也没有愿望。我忧伤的时候写《乌兰巴托的夜》，就写我的肚子在痛你可知道，不像流行乐就是我很忧伤正在彷徨你在哪里。”
左小祖咒说陈升懂得，“升哥有幽默感”。他还说男女是“我不喜欢的部分她喜欢才可以在一起”，男人却是性情相同才能玩到一块儿。左小和陈升的关系就是“我操多大点事装什么呀我操喝酒啊”。他俩算是一见如故。每次到大陆，陈升都要找左小喝酒，喝多了，大多数时候是左小胡说八道，陈升静静地听。左小常去台湾与陈升合开演唱会，也陪陈升去大陆他没去过的地方旅游。两人还用音乐相互唱和——陈升把左小的《钱歌》填上闽南语的歌词，得意洋洋地四处传唱。与左小一样，陈升也来自乡下，参过军，改过名字，结了婚有孩子。他俩甚至都被别人打破过头，左小是在二十年前一次酒醉抢烟摊中被狙击，陈升则是十年前，被酒醉的歌迷误伤。我们的前半生都是骗来的，陈升说。进入中年，七岁的年龄差距越来越不明显，现在，他俩说他们是“两个说真话的怪叔叔”。
陈升说自己的情歌是“一点不负责任的情歌”，每一首都很狡猾，都在找借口解释“我为什么要离开你”。让女朋友“自己想象去啦”——“我只是缺钱用，写那个好卖钱”
跟左小祖咒不一样，陈升说，他最擅长的就是情歌。
陈升的情歌来自画面，他想象一个场景，为自己营造一个气氛，跟他的编曲恐龙哥(这是他的名字)描述风景，然后，十个手指头放在琴键上，音乐就出来了。那些情歌，陈升说，“按照蔡康永的说法，就是：那些女孩儿们教我的事。”这些画面，当然，都来自陈升自己的经历。他常说，轰轰烈烈的恋爱一辈子谈一次也就够了，“更何况我们每个人都谈过三五次，要死要活，不会结婚的那种。这就够写一辈子了。”他还说，我爱你这三个字，最多讲两次就好，跟你要厮守终生的人说一次就够了。如果失败了，跟下一个人再说一次，勉强及格。不要再说第三次。“有些笨蛋朋友要结三次婚的我受不了”。他说他的情歌是“一点不负责任的情歌”，每一首都很狡猾，都在找借口解释“我为什么要离开你”。陈升说，让女朋友“自己想象去啦”——“我只是缺钱用，写那个好卖钱”。有一年陈升跑到米兰，和一个当地的留学生小女孩跑到街上玩。米兰街边坐满了算命的人，陈升就拉起小女孩的手假装一对情侣，跑过去让人家算。一个已婚男人，一个小留学生，算命的人算了半天，实话告诉他们，你俩不会有结果。“这就算对了啊，”陈升乐不可支。这时，有个人骑着摩托车从他面前经过，在陌生的米兰街头，后座上的人抱着一个巨大的玩具兔子遮住了陈升的视线。“这个画面很现实，也很魔幻”，这就是陈升那首《发条兔子》。
“雁子回到了遥远的北方，
你的面孔我已想不起来，
别问我，生命太匆忙。
夕阳淹没，就告别了今天，
你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
别怪我，生命太匆忙。”
这首《路口》的作曲人却是金城武。金城武曾是陈升的学生，那时候他还不红，每天在陈升的办公室鬼混，弹吉他，搞乐队，跟陈升学作曲。金城武有日本血统，有一天他躺在沙发上，弹着吉他，用日语唱着这旋律，陈升听见觉得好听，为他填上了这样的词——一语成谶。“我想说，过两天我们就不认人了，在路口分道扬镳，你的名字我也认不清了，你的脸孔我也不记得了。”后来金城武去拍电影，红了起来，人变得神出鬼没，谁都找不到他，偶尔回台北也只跟兄弟们厮混，陈升很少见到他。“不会写歌讽刺啦”，陈升说，“我们不会跟兄弟有什么瓜葛。”——“但是女生的男朋友就会有比较大的仇恨”。比如奶茶刘若英的老公。刘若英是陈升的女弟子，他说，“我所有的兄弟都仇恨奶茶老公”。刘若英带着老公去录音室探望师父，顺便吃录音室老板娘的炸酱面，陈升打电话给所有的兄弟，发了个武林贴，“5分钟之内，所有江湖中爱慕刘若英的都出现了。她老公还带了瓶红酒来哦，不怕死的家伙，大家敬你敬你敬你敬你，她老公大概不到10分钟，就挂了。哈哈哈哈。”陈升笑得爽朗。那天晚上，陈升很开心，刘若英也很开心，“让他死，给他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台湾风格是什么样子”。那天晚上，陈升为刘若英录了那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我曾爱过一个男孩，他也许已经儿女成群，在每个冬天的晚上，在炉边教他们歌唱。炉火慢慢地烧着，我心儿也跟着颤动，却不知道为什么哭泣，莫非我还依然年轻。。”那是一首女性角度自述的哀伤情歌，作词和作曲都是陈升。对他影响最大的女人，陈升说是母亲。陈升妈妈是个自由派，很爱玩，去过22个国家，“我都没去过那么多”。台湾有妇女旅行团，陈升说，台湾妇女倾向于有钱就服务自己，不死赖着老公。在华人中，他觉得香港人把女人物化最严重。“香港七百万人口，各式各样的选美办得最凶。姿态上，他们瞧不起戏子，但他们终究是和这些人结婚生小孩，生了小孩给奖金奖励。”至于在大陆，他说，就像毛主席说的，女同胞撑下了半边天。“我看见过女同志有在开公交车，”他说，“一般都认为台湾男性和女性还蛮平等的，大陆是男性朋友声音大一点，尤其是上海那边，男人闪边去啦。”前几年，陈升妈妈走了。陈升开始觉得生命就是努力工作然后用力玩乐，他跟老婆说，不要那么努力工作啦，钱够用就好，儿子也大了，能照顾自己了，剩下我俩跑遍全世界。“但她喜欢去高度发达的地方，我就喜欢去荒凉的，比如漠河、延安、西宁。。”去年陈升和左小一起去了青海，骑自行车环游青海湖。今年陈升打算去延安，“歌都写好了，现在还没去”。每次陈升来大陆，左小都会找几个会喝酒的姑娘陪升哥聊天，他说陈升“疼爱女孩子”。陈升对女孩一贯温柔。他说，男性要有IQ，女性要有EQ，“小聪明不行，要有大智慧。”全世界男人说自己喜欢tough的那种女人都是假的，陈升说，社会给女性的联想空间本身就比较小，老天造物本身就有差距，“要不是哥伦布，美国还没发现啊——但是给钱的是女人，葡萄牙女王”。
低调的女人很有魅力，大家坐着，她到这儿来，缺气氛说点话不缺气氛很缄默，给大家弄点吃的或者把单给买了，谁还会说她的坏话？这其实是左小祖咒生存的法宝，他会做饭，也打算教女儿们做饭。
陈升一直不太明白年轻貌美的小莉为什么会嫁给左小。
左小祖咒说，是因为小莉“胆子大”。还有年轻时，看到他埋头苦吃的样子，认识到了此人务实的优点。
左小和小莉有两个女儿。他教育孩子都是在吃饭的时候，“我让小莉别给孩子夹菜，让她们自己夹，一次夹菜不要夹很多，要优雅。有次我和一个美女吃西餐，桌子转一圈，她先自己屯了一盘子，成小山了。我想她教养有问题吧——教育一定从吃饭开始。”左小祖咒的大女儿姓吴(左小的本姓)，小女儿跟母亲姓卞，都没让她们姓左，这是希望她们做人低调，“低调走完一生，影响很多人，就像我的歌词一样”。左小说，低调的女人很有魅力，大家坐着，她到这儿来，缺气氛说点话不缺气氛很缄默，给大家弄点吃的或者把单给买了，谁还会说她的坏话？这其实是左小祖咒生存的法宝，他会做饭，也打算教女儿们做饭，“人类就是很简单，每天给他吃的就行，对吧？”左小希望女儿将来做“京城交际花”，学会不劳而获，也学会骄傲。现在他挣钱就是为了给女儿挥霍。左小的大女儿长得象爸爸，小女儿象妈妈，带出去，街上人都会说妹妹比姐姐好看。有一次，他把大女儿叫过来，跟她说：你长得像爸爸，妹妹长得像妈妈——但家里全是靠爸爸来养活的。左小的大女儿很淡定地接受了现实，她当时6岁。左小又说，从此以后，你叫小黑，妹妹叫小白，好不好她说，好。“这事瞒不住的，必须跟孩子谈，”左小说，“因为我是靠敏感生存，靠气度发达的人。”左小祖咒说，他不认为这个世界是男性说了算的，“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女性就需要特别柔的一个部分把事情搞定，为什么有美人计呢，那就要献身，就是用柔的方式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女孩子要强，是默默的而不是到处去呈现这个东西，我主张女性用巧妙的方法解决问题。我哥们儿王家卫有个电影《一代宗师》，那个宫二小姐就是要强，现实中，我见过很强的女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惨——我跟她们发生过关系，深有体会。”对于要强的女人，左小没有征服欲——“我征服别人干嘛？我跟她说道理干嘛？这样的人是不用跟她说道理的。”能讲讲女人，还是因为左小有两个女儿。在饭桌上衔着饭后烟，谈奶粉和儿童教育，现在的生活可是年轻时他想都没想过的。“其实我们对女人不是特别懂，”他用手里的烟点一点陈升，“因为女人跟男人是两种动物。”陈升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已成年。与左小一样，他对儿子甚少管束，唯一的求可能是在家不许抽烟。为此，他与老婆曾在家里楼下仰视过儿子探身出窗偷偷抽烟的伟岸身影。陈升很庆幸自己没有女儿，“我要是有女儿就完蛋了，什么事都做不了。“爸爸不要抽烟，爸爸不要喝酒，爸爸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女儿讲这些，他一定会听。反而老婆从来不管。陈升说，《风筝》这首歌就是讲他和老婆的关系，除此之外他不会写歌给老婆，“多恶心啊，放心里就好了。我们天蝎座喜欢来阴的”。他喜欢的女性特征是独立自主，“比如我老婆，她知道我在哪里就好了”。现在陈升在北京，已经三天没跟老婆联系，“她知道我没被关起来就好”。左小形容陈升夫人用两个字：得体。“升哥是浪子呀，不得体，这么多年早就离婚了，升哥跟我一样不喜欢离婚的男人，我不想我的女儿以后遇到什么事随便就离婚。这话，是对我们孩子说的，我家孩子十年后就该谈恋爱了。”左小祖咒还说过，当谁的老婆都辛苦。陈升则说，夫妻，偶尔分离一下感情会更好，朋友也是一样。“如果左小常年在台北，反而我们没法混在一起了”。
2012年，左小祖咒和陈升两个老男人合写了一首情歌《爱情的枪》。这是个意外，陈升说，“因为本来讲的歌名叫《北方进行曲》。就是说一堆笨蛋男人觉得自己很帅，想要离开现实牵绊的那种进行曲。在办公室写的时候，我的干女儿正好在，她听，问我是什么，我说，就是给我那把枪啊，如果这事没成功就杀了我自己。她一听，说这就叫爱情的枪，我说好娘炮恶心死了，但是她越讲越顺，就叫这个了。陈升打算用来杀掉自己的那把枪是从左小祖咒歌里借去的。“借我那把枪吧，你说你用不上那玩意去杀谁，莫非有人把情爱都已看厌，借我那把枪吧，或者借我五毛钱，我要搭上北方的快车，头也不回。杀了诚实吧，或者杀了爱情吧，在北风吹起的时侯加入我们的队伍，杀了真理吧，或者杀了谎言吧，好在北风吹起的狂野中唱着激昂的进行曲。。”两个老男人你一句我一句，激昂而疲惫地唱着。这首歌实在太象，实际上就是一首情歌。来自陈升的玩世不恭和寡情背后的深情，来自左小祖咒的预料之外和情理之中，揉杂在一起，唱出了所有怪叔叔的悲哀和无奈，让广大妇女深为震撼。唱完这首歌，左小说，升哥啊，《把悲伤留给自己》是你第一春，《北京一夜》第二春，《爱情的枪》就是你事业第三春，恭喜你呀。陈升看着他，说，大头症！——这个时候，左小的大女儿走过来，抬起她酷似父亲的脸仰视着左小祖咒，一本正经地说：爸爸，有话好好说。文：叶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