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升一直是乐坛的搞怪高手
因为陈升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过演唱会，所以“去青岛看陈升的演唱会”成了这半年里北京文艺青年中最时髦的事情之一。去年11月，伴着冰凉的海浪，他在青岛栈桥边上的青岛音乐厅开唱。似乎唱一次还不过瘾，今年6月又接着来两场名字更风骚的，叫“海边的妹妹”。果然，有一众美丽的台妹从台湾跟到青岛捧场，和他一起潜入他歌声的五十米深蓝。
“海边的妹妹”应该是本报记者看过的最low-fi的演唱会了：音响效果烂到爆，完全谈不上什么舞美（只是后面拉了个布帘儿，上面有四个男人在海边，上书主题“海边的妹妹”）。但去看过的人都能会心，大家的期待与舞美和音响什么的都没有关系，只有这个在台上喝着酒肆意放纵的老男人才是唯一的看点。具体点说，就是他围着话筒跳起风骚钢管舞的样子，有点微醺后说的胡话，甚至唱那些老情歌时偶尔流露的款款深情。
人人都熟悉他魔鬼的情诗里的多情与放浪，也有些人爱他是因为他写过去写自己时噙着眼泪似的大怅然，当然还有和自己私奔的快活。到最近两年，《丽江的春天》里的他则是如云南山水一样敦厚绵长，这样比起来，新专辑的主题和气质因为很“台”，似乎显得离我们远了一点。而陈升自己的发言是：“他们一直都在污染这个城市，我做这张唱片，是想给城市做一个标记。”城市里的种种乱象是时代到底有多浮躁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想，我们身在更嘈杂的北京，应该更能理解《P.S.是的，我在台北。》里的这个老男人吧。
三年喇叭兵吹出一个音乐人
故事
关于陈升的又一个最新话题是他的新专辑《P.S.是的，我在台北。》，别人和他自己都说过这张专辑是“江郎才尽”，他自己说这话，是带着事实上讽刺别人意味的自嘲；而别人说，也许是因为太习惯了别的层面的陈升———他实在是个形态太多样的多面体。
一个音乐人的两段故事
“我当年改名是因为去考唱片公司，考很多次没有考上，很丢脸，我就把中间的志字拿掉，因为怕被认出来，可是考官还是认出了我就是住在北投的陈志升。我上班的地方要求大专毕业，我根本没有念大专，上班一年半以后，公司还跟我要毕业证书，我只好偷偷跟工作人员说我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现在老板还以为我是大专学历。”
说完这个故事，陈升幽幽叹口气：“我的前半生，都是骗来的。”
接着继续讲更早的时候，他在当兵的时候是如何接触音乐：“当兵的时候更扯。士官长都是山东人，跑到连部里大嚷‘有没有人会咬七的’？他说是‘乐器’，我们当时以为是‘油漆’，心想谁不会啊，都不想上课，每个人都想去刷油漆。大家排一排，士官长问你会什么咬七？我有点慌了，怎么油漆工还这么严格呢？明白之后，我就跟他说我会弹吉他。军乐队没有吉他。我就说我会吹喇叭。莫名其妙就把我抓去了，训练了六个月，我就在军乐队当那个喇叭兵，吹了三年。”
两个给他写序的女人
陈升来青岛演出是带着太太的。到底是为了举家同游，还是防止年轻骨肉皮们的侵袭，原因大概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不过他神秘的太太却在我们好奇的视线里曝了光。她身着简单的T恤牛仔裤、皱纹早已爬上脸庞，但完全看得出年轻时的清秀、带着一脸好看的笑容，招呼着大家上了去往崂山的汽车。
这个和陈升低调共度二十多年的女人，唯一的一次“高调”是在给丈夫的书《9999滴眼泪》写的序言《期待五十岁的陈升》里。
同样身为“老滚石”的她这样回忆着当年和陈升当同事时的第一瞥：“冬天每天都穿着一件空军蓝的旧夹克，一个书包，一顶棒球帽，骑着一辆前面拉杆的摩托车，露着憨憨的笑容在公司进进出出。午餐都吃得十分简陋，但公司聚餐时，却常看到他大快朵颐的模样又吃又带的，令人费解，后来才知道他被人倒会（注：台湾流行标会，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信用融资行为。倒会就是标会带头的人跑了或者中间出了什么事，使以下有些人无法拿到应拿的钱），他又是会头，独自承担全部的会款，一个人在台北独自生活，一切都得靠自己省吃俭用带加班。”
从大才子到老男人，陈升身上的魅力之光一直是强大到刺眼的，当他的太太也许并不浪漫。“天蝎座的他，当在面对事业与家庭的同时，常会有两难不知如何面对的态度。有时候会感到很黏你、很迫切需要你，有时候却又想逃离你。”文笔和她的外表一样温润。现在，五十岁的陈升已经被她等到了。
另外一个也给《9999滴眼泪》写序的女人是刘若英。事实是，不少只关注娱乐新闻的人，知道陈升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和奶茶的一段情，前者的身份是“那个和奶茶谈恋爱的”，后者在台湾综艺节目中回忆往日情的痛哭流涕则给她赚足了人气，也从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她在人们心目中“知性痴情女子”的形象基础。
人们喜欢看“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两个人再怎么说“我们只是师徒”都没用。
不过刘若英写的这篇序言还是有点让有同样经历的女人心酸的意思：“很久不见了，我不会自讨没趣地问你最近好不好，因为你的答案总是‘活着呢！’在这个不盛行‘冷笑话’的时代，还能坚持这么幽默的冷言冷语，你应该也算奇葩。”是放不下吧，但非要以淡淡的开玩笑的语气去说，世间的拧巴女青年都是相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