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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峰是少有的中国主流摇滚明星。这是他自出道以来就梦寐以求的状态。他有过努力、寻找、妥协和坚持。他乐于尝试不同的舞台也愿意与时代互动。他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本刊记者/杨时旸 陈涛
汪峰穿着黑色皮衣皮裤，梳着耸立的“飞机头”，不苟言笑地对着一排摄像机。他要为自己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巡演造势。
不久前，他以一首《我爱你中国》登上央视春晚，唱到高潮部分他双膝跪地。很快，这引来了众多奚落，当然那些批评也不太新鲜，无非“摇滚谄媚，堕落”的说法。
“事实上我心里一直坚持是，摇滚乐应该打破所有界限。摇滚乐应该是所有音乐当中最大众化和最能够深入人心的。”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从一开始做音乐就是做主流摇滚。”
如今，面对批评，他早已能刀枪不入。成为主流是汪峰的理想。一直如此。
成功
结束发布会，汪峰放松了很多。“下面没拍照的了吧？”他问。助手说，“你可以随便抽烟了。”他点了一根“中南海”。
“让我独立唱一首歌，听上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春晚舞台上所有艺人都知道这有多难。为了保证这种完美的体现，他们也做了很多努力。”汪峰回忆，“哈文当时很诚恳地找到我。”
就像他曾经说过“从不觉得‘同一首歌’的舞台多么庸俗”，他更不会不屑于春晚的舞台，即使后者如今的功能更多地在于让网友吐槽狂欢。“更大的意义是，我可以作为摇滚乐的代表站在这个舞台上，并且是完整地呈现。”汪峰说，“也许我没有做到很完美，但这是一个开始。”
其实，汪峰与主流的蜜月期很早就已经开始，那是他小心翼翼经营的结果。2004年，《笑着哭》出版，封面上的汪峰戴着浅棕色墨镜，敞开几粒衬衫纽扣。主打歌《飞得更高》日后成为了街边小店、KTV麦霸和公司年会的新宠。“神六”发射直播时，央视竟然选用了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在《飞得更高》中，汪峰放弃了早期知识分子的思考状，写出了“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这种直白得有些乡土气息的歌词。它的铺垫、起承与宣言式的高潮部分，有一种城乡通吃的晚会气质，既可以成为个唱的大合唱曲目，又可以进入任何一个三线小城引发共鸣。在那个唱片日益式微、演出成为歌手唯一收入来源的时代，汪峰终于以一首主打歌成为了晚会的宠儿。然而喜欢它的新乐迷不会知道汪峰也曾经在暗夜中痛苦地吟唱《晚安北京》。
“那段时间是从事这个行业以来最痛快的时候。不了解摇滚乐的老百姓太喜欢这首歌了，而所有从事摇滚乐的人包括乐迷都觉得我是一个叛徒。”汪峰说。
2005年年底，新作《怒放的生命》与《飞得更高》无缝续接。这两首作品成为了这个压力时代的加油声。虽然有人认为这声音如此“廉价”“低端”，但心灵鸡汤永远是大众需要的精神补品。
“那两三年的时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永远不会采取辩论的态度以扭转他人的看法。我只希望通过作品和行动本身去做。”汪峰说，“当然，我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自省、自问。也正是通过这个，我才明白其实我做的是对的。”
出发
成为“摇滚明星”，这就是多年来汪峰想要的，从开始选择摇滚乐的那一刻起，从未动摇过。
作为中国摇滚乐早期的代表乐队，由几位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鲍家街43号”从成立之初就注定了它日后的风格——融合着学院训练的工整编曲、动听旋律与思辨性的歌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汪峰个人的特点。
与之前在1992年就业已成名的唐朝、黑豹乐队不同，前者的集体创作模式和集体形象包装都更加乐队化，而“鲍家街43号”，汪峰是绝对的主角。
1990年代中期，乐队开始频繁在酒吧演出，几十元一张门票。1997年，乐队同名处女作发表，《小鸟》和《晚安北京》成为了乐队早期的绝对代表作。之于1990年代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两首歌切中了青年人与体制的冲突与无奈，音乐中对时代悲剧性的认定和个人反抗的强调成为一代人的代言。
他在《小鸟》中唱道，“我再也不想麻木，再也不想任人摆布，再也不想在谎言中，把生命虚度……我们曾经握紧拳头去争取一点点自由。”歌中的冲突和反抗，映射着1990年代失意者们的艰困内心。其实，这些歌词仍如同北岛早期诗作中的宣言式腔调。这是汪峰对于个人音乐语言寻找的开端。
几首歌的走红并未让汪峰过上摇滚明星的生活。这是中国摇滚乐手的集体性悲剧，与资本方的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化的莫名排斥、对摇滚乐的片面性理解，多重因素的化学反应成为了他们日益潦倒的原因。但汪峰从最初就认定摇滚乐可以让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甚至妥协。
世纪之交，汪峰给出了一首《再见，二十世纪》。他在这首充满寒冷和绝望感的歌中唱道，“我从五岁歌唱到现在已经苍老，甚至还是两手空空像粒尘土。”这是汪峰的自画像。严格的学院训练之后，他放弃了体制内稳定的乐团工作，选择了摇滚，多年过去，一切仍在原地打转。1990年代已经过去，适应商业时代的人们早已迎来了成功，那些死磕的摇滚青年也已认命，但汪峰既没有得到前者的金钱，作为一个音乐科班出身的北京人也绝不可能认同后者的生存逻辑。
汪峰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未来——成为摇滚明星。于是，他在迷茫中用这首《再见，二十世纪》向旧时代作别。那句“再见，二十世纪”和曾经经典的《晚安北京》旋律如此相似。这告别多么意味深长、恋恋不舍。
很快，机会终于到来了。
2000年，著名音乐公司华纳向汪峰发出了邀请。但，只针对他一人，而非全部乐队成员。
寻找
“许晓峰当时是华纳中国的总裁，也是我曾经很重要的老板和经纪人。他有这样的眼光，觉得我的歌会长久。”汪峰回忆。
那次抛弃乐队单独与大公司签约被很多人斥责为“见利忘义”，多年后，他自己也承认那是一件“很孙子”的事。但是汪峰不会放弃进军主流舞台的可能性。
2000年底汪峰单飞唱片《花火》出版。对于华纳和汪峰来说，他们都在寻找对方可以接受的底线以及市场对汪峰的重新认定。
“鲍家街43号”时代的两张唱片，封面设计充满抑郁的蓝色和抽象的碎片，而《花火》直接以汪峰大头照的形象贴上了封面，配以“花火”这个台湾、日本气息浓郁的文艺名称，彰显着汪峰转型的决心。在主打歌《花火》中，汪峰半是预言半是宣告地唱出了“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现在我有些倦了，所以我，开始变了。”
彼时，愤怒的摇滚乐纷纷失效。人们更乐于在纷扰的现实中听到切合内心挣扎却仍温暖向上的声音。汪峰与这样的要求相遇了。
在筹备个人作品的同时，他开始寻求更为主流的空间为自己积累听众。他为电影写配乐，为北京国安足球队谱写《英雄》，甚至为一档电视剧写出了主题歌《忠诚》。这两首作品与汪峰的经典符号相去甚远。但这是一种奔向主流的决绝心态。
2002年，《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出版。他在这张新唱片中歌颂爱情、纪念灰烬。《在雨中》成为很多人传唱的新作。但实际上，汪峰仍缺少一首真正意义上便于传唱、或者更直白地说便于商演的作品。他之前的所有成名作，都显得过于自我，即使引起共鸣，也只适于在安静的环境中一个人应和。如果想成为摇滚明星，他太需要一首能够在体育场可以引发合唱的歌。
于是，两年后，有了那首《飞得更高》。
回归
《飞得更高》与《怒放的生命》让汪峰可以挑拣晚会的邀请，也可以要求巡演中的头等舱。他对这类歌曲驾轻就熟，接下来的专辑中，他又写出了《勇敢的心》，一如既往的昂扬与空洞。曾经的反思和忧虑，疼痛与绝望，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见踪影。这一切是这个时代的需求，但汪峰需要稍作扭转，在保留商业性的同时，将自己的听众从城乡结合部再次转移回都市。
“主流摇滚是最难做的，因为必须要经历摇滚乐和流行乐两边的骂声。然后你必须要达到高度结合的艺术和商业。”汪峰说。
他交出的是《信仰在风中飘扬》。广为传唱的《春天里》以中产阶层的姿态回望过往。一直陪伴他的听众，大致经历着与他相似的心路历程和生存境遇，此时的回归，都市中也已成功的中年人再度变为汪峰的消费者。
汪峰本人得以从“励志歌手”的讽刺声中脱身，虽然他仍经历着另一场指责其既得利益之后继续装无辜的批评，但《春天里》的歌唱毕竟是一种稍有内心感的表达方式。更何况，在这张唱片里还有诸如《名利场》《有意思吗》这样直指当下社会物欲横流的尖锐作品。只不过这个层面的汪峰一直被巧妙地隐藏在励志和抒情的幕布下。他坚持对一些现象发声，但也懂得从不大声声张。“我的作品中有甚至一半是很伤感很尖锐的作品。”他为自己辩护。
在这个逻辑上继续推进，汪峰用《存在》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当下时代的迷茫，汪峰切准了脉搏然后发出了无法作答的提问。“其实‘存在’这个话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围绕着我们中国人。”汪峰说，“生活的质量更好一些，事实上更累；选择更多了之后，出现的困惑更多；独立意识更强了以后，出现的混乱更多。”
他再一次顺势而为地找到了生存空间，占领了一个少有歌手与其竞争的“蓝海”。在优美的旋律中加入一点点失真效果，在最直白的叙述中搅拌一点点思考，就一定能脱颖而出，这是汪峰的秘方。
1990年代至今，汪峰一直与时代密切互动。他有着中国摇滚乐手稀缺的作曲能力和制造动听旋律的热情。歌词中的反思和忧郁气质始终是他重要的标签。1990年代，他歌唱迷茫、禁锢与自由；2000年初，他拥抱商业和时尚的可能性；在那之后，面对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担当有着摇滚味道的拉拉队长制作心灵鸡汤；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他又开始面对自身重新思考生存价值。
在每个时代顺势而为，他把自己分成了几个完全不同的侧面，人们看到了晚会舞台上励志的汪峰、引领价值思考的迷茫的汪峰以及低声批判的更加摇滚化的汪峰。这是他得以成功的生存逻辑。他很清楚自己的得失。如今，他再也无法买一瓶啤酒坐在长安街边看着车来车往。“现在我必须呆在车里，然后外面还没有警察。”他这样说道。所以，他可能再也无法写出《晚安北京》。
汪峰
中国主流摇滚乐代表人物。“鲍家街43号”乐队创始人之一，自幼学习小提琴。曾出版《鲍家街43号》《花火》《信仰在空中飘扬》等多张唱片。不久前登陆2013蛇年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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