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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峰，内地著名音乐人，中国新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之一。鲍家街43号乐队发起人。
文_ 河西 摄影 _ 邵欣场地提供 _ 橙cinemas
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头发没有抹发胶。
他坐在北京一家半岛咖啡二楼的沙发上，开了半天的会，又接受了媒体穷追不舍的访问，多少有点疲惫。这不是舞台上高唱着“我要飞得更高”的汪峰，记者面前的汪峰，声音低沉浑厚，语速不快不慢。但是，没有笑容。
2011年是汪峰四处奔波的一年，结束了四月份在北京的演唱会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展开了鄂尔多斯、成都、深圳、北京、上海的全国巡演。
忙碌，对一个音乐人，尤其是一个摇滚歌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一个指标—当大多数从上世纪90年代走过来的摇滚歌手，或退隐赋闲，或靠音乐节演出为生，抑或转行幕后，汪峰不仅新作不断，而且个人演唱会、商业活动演出频繁面世。
11月16日，他的最新专辑《生无所求》出版。这是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双CD，26首歌。这里面有温情的《爸爸》和《向日葵》，也有愤怒的《存在》和《抵押灵魂》。他说，只有不停写歌才能给他内心带来平静。
因为，父亲
这张双CD的封面上，天空，是近似于无限透明的蓝。内心平静，从他专辑曲风上的变化也看得出来。《爸爸》，写给已逝的父亲，没有呐喊和嘶吼，也没有吉他华彩solo，显得平淡质朴。
因为，父亲。
父亲，为他打开了音乐之门，但是汪峰对父亲的态度，叛逆、亏欠、爱与恨，曾经与现在，百味杂陈。
1971年6月29日，汪峰出生在北京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海政歌舞团的长号演员。父亲的理想，就是让儿子汪峰成为一个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年少的汪峰，爱古典音乐，爱小提琴，但是，没有童年乐趣的练琴生活也让他的内心深感压抑。
这种压抑，在青春期完全地爆发出来了。18岁，汪峰以高分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师哥小伟的带领下，他第一次接触到摇滚乐。从此，摇滚乐所带来的那种直达心灵的感动，就像在他内心点燃了一把无法熄灭的熊熊烈火。大四时，他与龙隆等好友自发成立了摇滚乐队，以母校的门牌号作为乐队名称—“鲍家街43号”。玩得尽兴，与父亲的关系却迅速降到冰点。他留起了长发，在军人父亲眼中，这近乎于一种流氓行为。
“你最好不要碰这些东西！这根本不是音乐！”父亲的态度非常明显。
“爸爸，我喜欢摇滚，我觉得它更适合年轻人。”不服气的汪峰则据理力争。
三天两头的争吵是难免的。汪峰是孝子，但是这时候，在理想面前他选择了理想。毕业后，本来在中央芭蕾舞团担任首席提琴手的汪峰有着光明的前途和不错的收入，可是，他“竟然”选择了辞职，而且，还先斩后奏，也没和家人商量。这让父亲气不打一处来，他一怒之下，打了儿子一巴掌。
之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负气出走、搬出家去租房居住的汪峰，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住在一间小小的地下室里，甚至一天只吃一碗面条。
就像那首著名的《春天里》所唱的：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
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北京的冬天，很冷，他的屋子里，没有暖气，脸盆里的水，都会结冰，甚至有一次，母亲忍不住去看他，看到儿子住在这样的屋子里，抹着眼泪，拉着他的手，说：“跟我回家吧！再住下去你就要冻死了。”
汪峰没有动摇。他的执著迎来了春天。2000年7月，汪峰与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唱片签约，事业突飞猛进。此时，他的父亲才知道，儿子并不是个小混混。2007年5月，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演唱会上，母亲坐在台下，泪流满面，汪峰知道，虽然父亲没有到场，但是已经原谅了他。
5个月后，正在云南丽江演出的汪峰刚下舞台，电话就响了，是母亲的声音，还来不及高兴，她的一句话像一把斧子重重地砍在他的心上：“你爸爸，走了。”
汪峰愣在那儿，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想起年少时为了理想而与父亲发生的各种不愉快，各种让他老人家心痛、愤怒和流泪的往事。
他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出国看一看，他记得，于是，“之后我出国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上父亲的骨灰，把他散在海里或者宽阔的平原上，就像父亲去过那里了一样。”
指向天空的手指
《生无所求》中的《爸爸》和《向阳花》，代表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温情的一面，但那样的温情，并不表示他已经走向了摇滚的反面。
7月30日。张北草原音乐节。
压轴，轮到汪峰上场了。
《怒放的生命》一曲唱罢，汪峰一手握着话筒，表情变得凝重。他说：“现在已经很晚，我想唱一首歌，这首歌原意是讲述爱情的，但今天我想让这首歌赋予更深的意义。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将我们心底的感情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现在，在这个时刻，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为8天前因为动车事故而死去的人寄予我们最深最深的感情，希望那些在名单和不在名单上的人，都可以得到我们最深的祝福和感激。我希望每个人手指着现在的夜空，默哀半分钟，要让他们听到。”
于是，草原上，风中，和摇滚的红旗一起，无数的人举起了手指，向着天空，向着亡灵，默哀。
那天，是2011张北音乐节的第二天，恰逢“7·23”甬温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的头七。
“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地哭泣。”在这肃穆的空气中，汪峰唱起了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很多人手一直举着，直到汪峰唱完最后一个音符。
汪峰今年40岁了。年过不惑，他变得沉稳，内敛，但他说，他“不会温和”。
这些年来，有人认为汪峰走向了流行和商业，他的成功事实上是背叛了摇滚。
面对质疑，汪峰说自己并不会变得温和，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对于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会更清晰更明确。“一个艺术家不要动不动就扮演政治批判者的角色，特别庸俗！你不是搞政治的，你无权去评判政治，但是作为一个人，你有权利去表达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有权利去思考社会的根源问题，我做到的就是这样。”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知道生命已变成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存在》。
汪峰，还是很愤怒。
南都周刊x汪峰
这还不是我心中的理想社会
我有话要讲
12月16日，汪峰在北京三里屯橙cinemas的MV拍摄现场。
从音乐人上升到公知是趋势
南都周刊：今年也40岁了，到了这个年纪，看问题的方式、对音乐的理解会不会有些变化？会不会变得温和一点？
汪峰：只会更鲜明，表达起来更直接更放松，不会变得温和。我觉得这和年龄没有关系，年龄只会让你更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
南都周刊：可是我听了新专辑《生无所求》主打的两首歌（《向阳花》和《爸爸》），前者写给五岁的女儿，后者献给已故的父亲，质朴温暖，从文字到音乐都是这样，觉得自己在变化吗？
汪峰：你说的是第二波主打歌，这是一个双CD专辑，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两首慢歌，并不代表我新专辑的整体风格。
南都周刊：你微博的简介上写着：“现代文明是一堆垃圾，我们都在扮演着拾荒者的角色，将自己越掏越空。”是不是还是对这个时代比较悲观，比较愤怒？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我们有没有希望？
汪峰：其实我有很多让人觉得很积极的一面。我觉得所有正面积极的音乐，能够给人力量的音乐，其根基都来自于对这个世界清醒的了解。我认为在当下社会，科技、经济的进步只会让绝大多数人觉得内心越来越空虚，这是转变的速度太快导致的结果。
南都周刊：这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还是说对于当下中国的看法？
汪峰：至少我活在当下的中国有这样的想法，我看到有问题的一面才会提出正面的意见，我是有的放矢的。
南都周刊：在今年的张北音乐节上，你号召现场观众一同手指天空，向甬温动车事故中的死难者默哀，为什么要在演唱会上这样做？
汪峰：那就是我所说的积极的一面，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在演唱会上应该这样做。
南都周刊：平时关注社会问题吗？
汪峰：我很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变化。就像你刚才问到的，我微博上的个人注解，全属于我对这个社会的看法，种种腐败和似乎法律都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还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才让我们感到困惑和迷惘。
南都周刊：那么在这样的现状下，你觉得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汪峰：真正的认清，敢于面对，而不是回避。不是说知道就算了，大多数老百姓是这样的，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清楚，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改变什么的。这一定是一些公众人物或者社会精英，能够让老百姓觉得可以代表他们的那些人和集体，不断地、长时间地提出某些问题，在公众中间展开讨论、引发思考，长此以往，才可能改变现状。
南都周刊：现在很多艺术家和音乐人开始变成公共知识分子，你怎么看？
汪峰：一个艺术家和音乐人从艺术或音乐上升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层面是一个趋势，因为个人毕竟渺小，他所做的事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影响力有限，如果他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引起人们对全社会一些问题的思考，我认为是很可贵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去做的事！而且最顶尖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他的言论都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这不是功利性的，不是说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或者影响力去不断地说这些话题，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有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还是要看作品，我觉得艺术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作品，作品里面可以反映出他想说什么，这样反映出的社会问题才最真实。
如果有一些所谓的艺术家，说的东西跟他的作品完全没有关系，而他天天在说这些，这就显得虚伪。因为这些话老百姓都会说，只是没人听，你有名气，你的话会被放大，就是这样。作品才最真实，我希望人们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感受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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