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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体制决定你的命运
南都周刊：你加盟华纳之后，个人事业突飞猛进，很多内地歌手加盟海外的唱片公司都有这样的情况。
汪峰：这就说明，这跟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是一样的，你的体制决定了你的命运，如果一直是在一个错误的体制里，你就可以知道你最终的命运了；如果在一个对的体制里，现在吃点苦没事。
南都周刊：“鲍家街43号”签约的是内地的京文唱片，你觉得内地的唱片公司和海外的相比，差距在什么地方？
汪峰：规范化。海外唱片公司有版税，至少一个歌唱者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生活应该不愁。但是内地的就没有版税，没有词曲费，而是给你一笔钱，这笔钱包括了制作专辑的所有费用，所以基本上每张专辑我们乐队每人平均分到3000-4000元。那个时候制作一张专辑费用比较高，大概要15万，录音需要花费10万出头，也许是12-13万，剩下2-3万7个人分，加上公司还要抽掉一点钱，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体制。
华纳就有专门的词曲费，一首歌词多少钱曲多少钱，版税就是我们先预估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我提前给你钱，不用等到专辑发售以后，至少也是一笔收入。包装是另外投钱，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体制。
南都周刊：香港、台湾的唱片公司会包装旗下的艺人，在这方面公司有没有设计你的发展道路？
汪峰：那种包装和我现在的状况完全不同。他们做的是产品，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歌手，已经很红很红，但是没有一首歌是你可以记住的，只记住了这个人，那这就是产品营销的效果。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特别无耻的行为，因为你的音乐水平跟我不在一条线上，你的商业策划比我牛逼我尊重你，但你不要对付我。你那是产品我的是音乐，对，就是这个区别，还好港台地区现在也越来越注重音乐了，这是大方向。
南都周刊：许巍在接受我采访时谈到，一方面自己的音乐要坚持，另一方面，海外唱片公司商业化的运作手段也非常重要，不可忽视。
汪峰：没错，但是在我看来，内地做音乐的人应该有自己的做法，去吸取和结合港台唱片公司的商业化运作规律。我自己加盟过各种唱片公司，港台、内地、海外都有，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经验，港台公司的模式会让摇滚乐的棱角、锐气消磨，还是要结合学习，学习的对象就不是港台的，是最好的西方的唱片公司的运作方式。
南都周刊：像《在雨中》、《幸福的子弹》这样的歌，唱片公司是不是也特别有意地考虑，在保持你个性的同时，更增加一些流行元素？
汪峰：没有啊，就是我那段时间写歌，里面正好有这一类的作品。我从来不会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你应该写什么去写什么，或者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可能听什么然后我去写什么，在作品这一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决定或者是影响我。
南都周刊：在近几年的作品中，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类是励志的摇滚，另一类是表现我们这个年代青年人的迷惘，社会批判性作品好像相对比较少了。商业会不会削弱摇滚的批判性？
汪峰：其实很多。我的专辑里面，每一张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歌具有社会批判性质。比如我上一张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 2009年），《名利场》、《有意思吗》、《破碎的歌谣》，这些我都是想要揭示一些问题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连我这样的角色都不去揭示问题的话，那这个社会上就再没有声音了。老百姓自己在微博上发两句牢骚，但没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我并不是跳出来作政治批判。这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因为这还不是我心中的理想社会，我有话要讲，和我敢不敢没关系，我要是不敢根本不会触及这些话题，也不会有这些作品了，这是我的方式。
南都周刊：这个度应该怎么把握？
汪峰：我的歌曲里，有些只是把报纸上刊登出来的，还有网上揭露的丑事写在我的歌里，而我所做的事只是筛选哪些事可以写进我的歌而已。但我没有谩骂，没有说什么这他妈什么玩意儿，我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摇滚乐最大的魅力就是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答案都在大家心里。但是很多问题经过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真正能解决的答案，真正的答案只能是集体的思考。
如果有一天，有几个艺术家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这么一拨人让全社会都有了纯熟的、充分的思考，然后再付诸良性的行动，那是一种良知。如果一个艺术家希望自己的言论引起社会暴动，那是很愚蠢的。艺术家的内心都向往幸福，希望更好地去生活，其实艺术家单纯之处就在于此。他们提出问题，让全社会去寻找一个良性的建设性的方案，其中必定有痛苦，因为要向往幸福必定要先认清其丑恶的一面。
我认为摇滚乐最积极的一面是揭示社会的丑恶，并且不断地唤起人们去找回美好。美好从来不是变出来的，那些所谓表面的美好都是虚伪的，真正的美好是从丑恶中生出来的，都不知道什么是丑恶就没有资格说什么是真正的美好。
有一个目标就能写出好歌吗？
南都周刊：去年的“怒放”演唱会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也有人说这不过一场怀旧的拼盘演唱会。你觉得呢？
汪峰：我看是这样，所有的这种事物出来之后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不同的、反面的声音都是那些不做事的人在那说，出于个人目的，还有一些做演出的，他眼红。我觉得“怒放”的大方向绝对是好的，先不说是怀旧还是创新，近十年有人做吗？有谁把这些重要的摇滚音乐人集结在一起搞一场演出？
都是废话！中国人就这毛病，好些时候做不成事就是因为这个，还没做呢，就已经不团结了，嘴上都在说我们才是对摇滚乐最真诚的，其实都在拆台，根本不要理会他们，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正中肯的批评肯定不是这个角度的说法，他会给你建议，角度应该怎样会更好，演员阵容上怎样会更强大，或者环节设置怎么样才更好，这才是不同的声音，你说这事能不能做，废话，你做了吗？永远都是这样。
南都周刊：我也在现场，当时很多网友发微博说“白岩松来了”，还真的有点像，抹了发胶特别像，一个摇滚歌手为什么喜欢抹发胶呢？
汪峰：我也不是喜欢用发胶，有时候我就是长发披下来的，这不一定，看什么样的场合。其实你用啥，有头发没头发跟摇滚没关系。这无所谓。
南都周刊：在“怒放”演唱会上唱了《飞得更高》。有些乐评人认为，你的《飞得更高》、《勇敢的心》、《我爱你中国》这样旋律朗朗上口的励志歌曲，是为了迎合市场。你是否认同他们的观点？
汪峰：为什么要考虑？有意识地考虑写首你认为老百姓喜欢听、可能会火的歌，这种想法真是极其愚蠢！从创作角度来讲，你真以为你有一个目标就能写出来好歌吗？这真的太可笑了！好的作品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杂念、很单纯的情况下才会写出来。我对我写歌的要求就是旋律一定要出色，这一点已经决定了它有流行性了，别的就不用考虑了，首先我就很喜欢好听的旋律的，这点是不冲突的。
南都周刊：你耳熟能详的歌曲里，好几首都比较励志、积极向上，那些都是你真实心情的写照？
汪峰：都是我的真实心情、真实感受的产物。也都是我写给我自己的。至于社会发现这些是他们的需要，这也很正常，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些歌在我的作品中，艺术成就上我觉得只是一般，就是我的中等水平。
南都周刊：比如说《我爱你中国》，好像你母亲特别喜欢，怎么写这首歌的？给人的感觉主旋律了一点。
汪峰：这更正常了，我自己的祖国，我为它写首歌，就这么简单！但是这首歌的歌词，你要是仔细看了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正面但是也有很痛心的感觉，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我不认为它和现在那些假大空的作品是一种事物。
南都周刊：这首歌段林希在今年的“快乐女声”总决赛中演唱了，帮助她夺得了今年的“快女”冠军，你对今年的选秀有没有关注，对它们怎么看？
汪峰：本身选秀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必然的，在整个国家的流行文化的发展中，一定会出现，所以我对这种形式没有意见。只是很多东西到了中国就会变，变得很无聊！变得完全不讲究内容部分的优秀和强大，只知道恶俗和不求质量的各种炒作！商业也并没有商业的完美，国外的更商业化，进入决赛的选手水平都极高，我指的是这个，我们这边唱出来的水平也就是卡拉OK的水平。这就是我的看法，选秀本身没问题。
南都周刊：我看有很多音乐素质不错的选手参加了海选，可是最后选出的就是这样的歌手。
汪峰：这就是问题所在，主办方的意图有问题，没能在选秀中找出好的来。
南都周刊：现在也有很多音乐人做评委，你觉得他们的点评是否专业？有没有请过你？
汪峰：有一些还行，参差不齐。有很多人请过我，我是不会做评委的，有些时候还会给你一个命题来表达你的想法，那对于我来讲就更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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