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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峰
汪峰
撰文、编辑/ 李森现场图片提供/ 高源
“汪峰，首位挑战工人体育场的内地男歌手。”
一个月前，这句话遍布京城公交车站的广告牌。它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汪峰花了15年，终于从鲍家街走向了主流文化的聚集地三里屯；其二，他的票房号召力和商业价值正扶摇直上，或者说，即将登顶。
来看看他的演唱会三级跳：2010年，首都体育馆，8000人；2011年，五棵松体育馆，13000人；2012年，工人体育场，30000人。这意味着距离最高规格的“鸟巢”，汪峰仅一步之遥。
演唱会20天后，戴着一顶印有“Wang Feng”字样棒球帽的汪峰拿这些数字开起了玩笑，“赠票占了多少还不一定呢。”他吐出一口烟，身子向后倾，整个人陷在沙发里，叮嘱道：“千万别写我有多了不起，我只是想让人知道，摇滚乐也能走到这一步。在工体开唱，一点儿都不扯淡。”
用尽了这辈子的心思
演唱会前十天，汪峰带着一票人马杀进了工人体育场。
如果四周足够安静，附近的居民或许能从彩排中听出一丝异样：那不是汪峰的声音。事实上，彩排的任务基本交给了和声，汪峰不过“选择几首大概唱一下”——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他的嗓子出了状况。
频繁的活动，包括在上海录制《中国好声音》，消耗了汪峰大量精力，当他意识到咳嗽愈发严重，以至于不得不求医问药时，问题开始接踵而至。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医院打点滴，晚上来现场巡逻，并严格制定了数条针对自己的临时规定，其中之一是少抽烟。他把每天的量减到了10根，甚至更少。
另一个让汪峰焦虑的问题来自合唱团。这是演唱会的压轴设计，用他的话讲：“哪怕只有半分钟，也能把人给震了。”不出意料地，演唱会结束后，围绕合唱团的溢美之词不断传到汪峰耳朵里，他向记者伸出三根手指，“30万，为了这几分钟，成本增加了30万，但特别值。”
从提出设想到把合唱团搬上舞台，汪峰只留给了团队不到两周时间。键盘手黄毅用三个整晚写出了合唱声部的乐谱，汪峰听完小样，告诉他“非常好，可是不够”。黄毅最初的版本是32人的编制，而后扩成64人、128人，直至最终的300人。随后，团队开始了撒网式寻人，令他们意外的是，“真正能站出来唱，又能配合好整体效果的”寥寥无几。导演雷雨劝汪峰缩小规模，后者一口否决，“要明白，观众接受的程度最多是你给予的7成，当你只做到3成，实际上就基本为0了。”
这种对“数值”的追求影响了整个团队。一场演唱会，除歌手本身的状态外，最大的考验当属灯光、音响、视频等硬件间的配合。为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幕后操手需事先设置好每一个节点。这些节点被称之为“Q点”，一个直观的比喻是，一段采访录音，不管录多久，都只能被称之为1个Q点，而汪峰这次的演唱会，光视频就有近160个Q点，灯光则高达500个。这些Q点能迅速对现场做出反应，汪峰唱到哪一句，对应怎样的画面和灯光，已经经过了无数次调试，“算是用尽了我这辈子的心思”，灯光师吕文平如是说。
最终灯光呈现的效果让人惊讶。结束曲《光明》进行到1分49秒时，舞台两侧的黑幕突然落下，身着白衣的合唱团骤然朗声齐唱。此时，耀眼的炽光直射观众，照亮了整个工体，“就在远方”四个字以不留死角的震撼折服了所有观众。回忆起这一时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DJ顾同(化名)连用了三个“太”——“太意想不到，太热泪盈眶，太有召唤力了”。
顾同的反应正中汪峰下怀，“或许很多人认为这种设计过于理性，毫无激情，但其实所有的激情都建立在精准之上。”观众很难想象这一刻的爆发消耗了音响师金少刚多少心血：音箱按“组”排列，人声和乐器经两套不同渠道，分由舞台中央和两侧的集成音响传送，“这保证了即便是在乐队最轻柔或最凶猛的时候，人声依然会特别清晰地穿透出来，音量的细腻和冲击力也不会因为距离发生很大的波动。”
这套设备刚刚在欧美流行不到一年。此前，金少刚只看过，“一直想试，没想到跟汪峰一说，他就兴奋了。”与合唱团类似，音响上的额外支出让造价不断攀升，包括造型。造型师沃涛为汪峰挑选了40套演出服，呈现在舞台上的6套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开场服出自Balmain，原价40万，迈克尔·杰克逊曾在同一品牌选购，不同的是，Balmain给汪峰打了折，并破天荒地允许他动手修改。按照汪峰的设想，上下半场各一身T恤其实就够了，“但在国内做摇滚演唱会，总要接点儿地气，让老百姓能接受。”他甚至穿上了一件色彩鲜艳的印花衬衫，和他惯有的深色调装扮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就是这身造型，迷倒了台下的多位女观众，杨澜便是其中之一。“杨澜特别可爱，完全成了她那一片的组织者，就是‘走，开始唱’，或者‘别着急拍，先赶紧跟着唱’，完了还意犹未尽地说，‘你就该多穿花衣服，帅。’”
纯自由、纯幸福、纯震撼
从舞台降到后台换场的间隙，汪峰拢共只说了一句话，“他大爷的，我嗓子居然没开。”
这一幕发生在第一次换场。如果说汪峰对这场演唱会有任何不满，那么前40分钟，尤其是前5首歌的状态，他都觉得不太理想。台下的观众似乎也注意到，驾驶变形金刚出场后，汪峰的喉咙有些沙哑，几个高音明显吃力，“谁也没想到，那一天我的嗓子保护过头了！大家形容前几首哑了，其实完全不是，而是太干净。嗓子最好的状态一定是要有韧性的，正式开唱前，应该赋予它一定承受力，但之前的问题让我很担心，不敢冒这个险。事实证明，必须要有开嗓的过程。”
从《不能停止的哭泣》起，汪峰渐入佳境，到下半场，已经无可匹敌。某周刊著名娱记老黑(化名)将汪峰在《中国好声音》总决赛之夜的表现和工体演唱会的“神勇”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两次我都在现场，都说汪峰一开嗓，梁博就变成了雏儿，但和演唱会那天比，还是略逊一筹。我只能说，他(演唱会)那天神了。”
汪峰把这归结于“一万条定律”，“它指的是，不管处在什么领域，你是否在本行业亲自操作、实施这项技术了一万次。假如我写了一万首歌，先不提好坏，至少对我来说，写歌就跟呼吸一样了。当然，这个数值有点教条，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达不到一定的数量前，质量永远只是个形容词。”
对这条定律的认同感从侧面印证了汪峰对自己的要求。筹备期间，他提醒工作人员随时做好“心脏受不了”的准备，巨蟹座的“成事心”在反复的沟通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拿凑合的东西，我觉得太说不过去了。今天早就不是四两拨千斤的时代了，少投入，大回报，忽悠了人人还觉得你特好？绝对不可能。要拿就拿出足够的诚意。”
在原本的构想中，伴随合唱团一同出现的还有礼炮，“瞬间把舞台变成极昼闪亮的那种”，以及飞艇、移动舞台和更多精巧的机关。但囿于工体场地方面的限制，冷烟火已属违禁，许多绚烂的效果只能暂时停留在汪峰的脑子里。即便如此，许多演唱会归来的歌迷依旧兴奋得难以自持，他们在微博和百度贴吧以一种近乎崇拜的语气来叙述当晚感受到的激动。有人一锤定音地总结道：看一场汪峰，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存在。
《存在》被赵宝刚选作了《北京青年》片尾曲，它也是今年演唱会的主题，但更重要的意义是：汪峰用一场出类拔萃的演出证明了摇滚乐存在的希望。“对年轻一代的摇滚歌手来讲，希望比钱、比帮他们出一张专辑的意义大了去了，因为你要让他们看到未来——很多年轻人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摇滚有没有出路，不确定政策的松紧、不确定这条路值不值得坚持——我想，《存在》最终带来的应该是这种希望。”
这是汪峰长久以来的信念，他用15年证明了一点：摇滚在中国是有生机，甚至是必需的。“我不觉得我有多了不起，但我在克服困难、克服一种固有观念的束缚，如果有一天我能做到一个文化上的改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老百姓的音乐心态，那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时刻。”这个目标很大，很远，并且带有一点点虚无主义的浪漫和悲观主义的坚定，可至少，称得上一个踏实而美妙的梦想。
庆功宴上，汪峰喝尽兴了。那英一直在旁边拍他的肩，“牛逼，没有之一。”他放眼望去，不少工作人员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哭的时候一口干掉杯中的酒，笑的时候则神采飞扬。回想起台上的几个小时，汪峰说那“不是欣慰，也不少自豪，只是爽，而且就应该这样，如果不是就算失败了。真的没法儿形容，只剩纯自由、纯幸福、纯震撼，那种体验，哎，那种体验……”
那种体验是什么？
“那种体验是，人这一生有摇滚陪伴，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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