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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
不得不承认，崔健比起1986年登台唱《一无所有》时苍老了许多。看着他稀疏的头顶、微白的胡须以及松弛的眼袋，恐怕谁都会感慨岁月无情。但当老崔闷着头说着铿锵有力的话语时，你会发现其实他一直都是热血沸腾的。2010年12月31日，崔健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跨界，上演一台“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但这位摇滚教父早就玩跨界做导演了。谈及下部电影《蓝色骨头》，固执的崔健称，自己的片子不是给影评人赚稿费的，而是用来感动一些人，影响他们的一生。
谈跨界音乐没有边界
新京报：有人说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的合作是跨界合作，但其实你多年前曾担任北京交响乐团小号演奏家，这次合作更像是一次“回归”。你对古典音乐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吗？
崔健：除了时间上的改变，我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从来没有改变过。甚至我觉得摇滚乐和交响乐从内在的创作精神、演奏精神上都是相同的。古典音乐是具有很严谨传承的载体，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感情处理都是被前人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的。摇滚乐在这点是有区别的，它更当代。除此之外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不过，它们的情感，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
新京报：什么原因让你有了摇滚乐混搭交响乐举办音乐会的想法？
崔健：我们这台音乐会主要就是想证明一下音乐是没有边界的，只有好音乐和坏音乐。就像12月31日和1月1日只是两天的关系，根本不是一年的关系。我觉得交响乐和摇滚乐、爵士乐、民族音乐之间都只是隔着一层纸，这些音乐都是在表现灵魂所要释放的能量，当我们找到激情的时候，我们发现音乐就是一层纸，就像一年的关系和两天的关系一样。音乐就是在安抚灵魂和孤独者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的巨大空隙，当他们听到音乐的时候，他们发现这种空隙就不存在了。
新京报：摇滚乐与交响乐同台合作，在国内是件新鲜事。这种全新的演出形式，你心里有底吗？
崔健：表演技术上不存在任何压力，因为北京交响乐团和我的音乐团体都是非常成熟的。其实摇滚乐加交响乐在国外都不算是主流艺术，在国内就更是特立独行。确实在形式的结合上我们会有些压力，毕竟是第一次。
现在演出曲目已经确定了，但是目前还在调整中，需重新做大量的编曲。根据市场需求，老歌肯定会唱，但是比较生僻的歌我们打算将交响乐发挥到极致。这个环节才是我最期待的。这次大部分资金的投入都放在音乐上，想看时装表演的观众就别买票来了。
谈商演 “怒放”没改变什么
新京报：最近两年音乐节呈“井喷”似的扎堆举行，但许多城市举办音乐节的动机并非是为了扶持音乐，而是看到了中间的商机。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崔健：首先证明了摇滚乐存在的价值，这是非常积极的。还有就是出现了市场竞争和专业技术方面的质量把关。在国外音乐节，实际上音乐市场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科学化地区分匹配了这些资源。我想，中国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只能拉一把是一把，以这样的方式招揽人气，推销旅游景点。
新京报：举办音乐节的目的不纯粹，你不介意吗？
崔健：先开始不必有太苛刻的要求，多多益善，到时候自然就会显现优者生存的现象。赔钱的不能老赔啊(笑)。时间长了，我觉得政府也不会盲目地去滥用这些资源。还有一个原因，大型的户外活动必须得时代化，像电视晚会那个时期是靠大企业赞助，大量的赠票形式已经过时了。这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许摇滚乐在这一点上属于最适合这个大型户外活动的，从现场热烈程度和震撼力上都是最吸引目光的，别的音乐形式都不行。
新京报：现在的音乐节也令不少摇滚音乐人在经济收入上得到了大幅提升。
崔健：摇滚乐队有演出机会，生存环境就越好。但是内在的关系，还会有一些深层次的点可以关注。摇滚乐跟文化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引进国外大明星才可以支撑住年轻人的音乐活动？归根结底还是一些体制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真正地让年轻人去参与，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一旦你仔细去关注，会发现好多问题，这一点是好的。从音乐的审批上看，大家越来越感受到承认年轻人的存在，这点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善。而音乐界也不像电影界和电视界，要看剧本，去严格审查。我逐渐发现，上台的年轻人一旦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他们确实能表达出年轻人想要表达的东西。摇滚乐真正要跟社会互动，才会变得成熟，而并不是简单的表演形式，夹把吉他、打个鼓你就变成摇滚乐了。更重要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文化基础的活跃，这样存在的音乐节才有价值。否则跟大型晚会没什么区别。
新京报：8月27日，中国摇滚界大腕都聚集“怒放”，令很多歌迷重温了当年的那份激情。许多歌迷质疑，这究竟是摇滚乐翻开新的篇章还是完美谢幕？
崔健：说句实话，这什么也说明不了。大家不要添油加醋，这其实就是一个商业演出而已，别自作多情。摇滚乐不会因为这场演唱会而改变什么，摇滚乐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还会有很多跟这个毫无关系的年轻人去做摇滚乐。
谈电影我有要打动的人
新京报：你拍的电影多数是反映年轻的80后、90后的生活。你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他们的生活的？会不会跟年轻人有代沟？
崔健：实际上没有这必要划清这个代沟。我们大量获取的精神补给，实际上都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这种资源不断地温暖你，让你觉得原来灵魂并不孤独。因为你发现那么多的人孤独的时候，创造出的作品一直在滋养着你。年轻人盲目地去划清代沟纯属是个市场，是八卦。
新京报：《成都我爱你》参展威尼斯，不过未能在国内公映。
崔健：没有公映的原因非常多，所有的商业片挤满了档期。而且中国电影产业也刚刚开始，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激情状态吧。比如说只看大片，看文艺片的人很少。实际上90%的片子都无法公映，更残酷的是，你片子拍完了两个星期后没有上，那么就等于死了。而不像国外，电影分级，有各种各样的公司长期积累的推广形式，观众总是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看的影片。但在中国，大部分电影只能买碟。
新京报：文艺片在商业片的浪潮中被淹没，太过于意识流的电影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下确实难以有立足之地。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你会做出怎样的改变，或者不变？
崔健：我对自己下一部电影(《蓝色骨头》)的市场压力并不大，因为投资也不高，公司又很支持我，所以我几乎不考虑市场。但我希望它有一定的受众群体。我相信经常看电影的人会对文艺片进行关注，他们会认为文艺片是他们电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看商业片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写些影评啊，挣点稿费。实际上真正的电影不是给这些人看的。可能看了这部电影的人一个字不会说，也不会写，但是对他终生都有影响。这才是我们要打动的人。
C08-C09版采写/实习生张静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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