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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封面
崔健(资料图)
乐迷高举崔健大旗
崔健执导电影北京开机
2010年8月27日晚
10时许，“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的前12组歌手已全部登台，压轴的时刻到了。万众沸腾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忽然间多了一丝躁动。大家都知道，除了“中国摇滚教父”崔健，没人能把今晚的演唱会推向最高潮。
此刻，一直在后台追踪采访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了一眼身边的崔健，他正屏息凝神。依旧是一身黑衣，依旧是那顶洗得破了边的白色红星棒球帽，崔健仰头凝视着天空，不再与任何人交流。“崔健老师，加油！”听到记者的话，他点点头，目光充满自信。他躬身弯腰、活动手脚、拉伸肌肉……一连串热身之后，向台前走去。
顷刻间，欢呼的声浪震耳欲聋，几乎要把整个舞台掀翻。第一首歌曲《不再掩饰》唱完后，崔健激动地说：“从24年前的那天开始，中国摇滚就不再掩饰了！”接着，他请现场十几位姑娘跟他同台跳舞，唱起了第二首歌。现场气氛“疯”到了顶点，演唱会变成了一个大联欢。
两首歌之后，崔健一声“再见”，立刻转身回到后台。这出乎观众意料，也让记者十分惊讶。人们原以为，在这场盛会上，他一定会演唱24年前震撼中国乐坛的那首《一无所有》。然而，个性十足的他却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遗憾。20分钟后，在送崔健上车离去之后，记者发现很多观众的脸上还淌着热泪。一位中年男士对记者说：“24年前，有了他，我们就不再‘一无所有’。‘崔健’两个字，对我们来说，就是青春，就是时代符号。”
24年前一炮而红
24年前，1986年5月9日晚，就在隔壁的工人体育馆内，为“世界和平年”而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开始了。25岁的崔健走上台，他穿着一身旧军装，裤脚一高一低，露出一双不合脚的大皮鞋。台下一阵骚动：“看这吊儿郎当的模样！”话音没落，身材瘦小的崔健就迸发出狂野的声音：“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现场轰动了。演出结束后，北京一家报纸的大字标题就是：“崔健唱了《一无所有》，中国音乐市场从此不再‘一无所有’！”全国观众纷纷打听：崔健是谁？
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是专业的小号演奏者，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在家庭的艺术熏陶下，崔健14岁就开始学习吹小号。上中学时，崔健的语文成绩很好，老师对他爸爸说：“别让这孩子学音乐了，在文学上发展吧。”但崔健还是选择了子承父业。1981年，20岁的崔健成为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演奏员。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就像一张色彩单调的老照片。但在崔健等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文学与诗歌的年代”，“十分好玩，非常精彩，是再也无法复原的黄金时代”。
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世界上的一些潮流渐渐进入中国的各个领域。触觉敏锐的年轻人，最早感知到了这股暖意，一大批“文学青年”应运而生。他们谈论诗歌，研读黑格尔和尼采，费尽周折地找来欧美的音乐录影带(MTV)，又满北京城地寻找能看录影带的设备，聚集在一起观看。
崔健也是其中的一员。从那些音乐录影带中，他看到了80年代最流行的商业化摇滚表演。“枪炮玫瑰乐队”、“U2乐队”、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这些优秀的摇滚歌手，造型前卫、歌词嚣张、旋律狂野。“看完了，震撼之余，自己组一支摇滚乐队的念头也开始蠢蠢欲动。”
崔健从此“不务正业”，迷上了吉他和写歌。1984年，他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同事成立了“七合板乐队”。1985年，他创作出第一首摇滚歌曲《不是我不明白》，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另类的歌词和强烈的旋律，令包括著名歌唱家王昆、李双江在内的几位评委大跌眼镜。崔健当然未能进入复赛。但这次尝试，使崔健受到了很多关注。因此，当第二年北京要举办“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时，主办方想到了他。
可主办方没有料到，崔健的《一无所有》会如此轰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时候，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使许多人感到迷茫，“社会变化太快，灵魂却跟不上身体”是年轻人的共同感受。崔健的歌声猛然刺中了社会的痛处，喊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们开始反思：我们为何一无所有？开始追问：我们还能去向何方？“崔健的歌把我们带进了另一番天地。”在“怒放”演唱会的现场，许多四五十岁的人毫不讳言，是崔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拒绝个人崇拜
1988年1月，崔健携“ADO乐队”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成功举办了自己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现场，激动万分的观众打出了“崔健你好”的横幅。从1989年开始，崔健连续推出3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和《红旗下的蛋》。它们被称作“红色三部曲”，摇滚音乐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承认。崔健成了“中国摇滚教父”。
在“怒放”演唱会的现场，一位40多岁的歌迷向记者回忆起20年前的另一场演唱会：“1990年1月，崔健从英、法旅行回来，就在这里开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演出结束后，我们几千个年轻人像游行一样，从工人体育场走到地铁站，一路合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好多人泪流满面，声音都颤了，还扯着嗓子唱……那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痛快啊！什么害羞啊，含蓄啊，都不想了，心里那些说不清的东西全都让崔健说出来了，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这样展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崔健在国际上获得关注。1992年，他的歌曲《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音乐录影带，在美国获得“国际MTV大奖”。同年，崔健第一次在东京演出。1995年，他到美国巡回演出，获得了《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时代》、《滚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的广泛好评。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火热，崔健很冷静。他提到了一件事，当年，在他的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开始之前，他拒绝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跟拍：“你们又不了解我，怎么拍？”面对疯狂的歌迷，他推开他们的手：“我拒绝个人崇拜！”
1998年，崔健发行了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采用了前卫的数码摇滚风格，许多歌迷不能适应他的转变。但崔健满不在乎，他不愿迎合歌迷的口味：“歌迷与音乐人之间，就像恋人关系。倘若恋人要对方放弃个性的话，这种关系不会持久。一个人只有真正关注一个恋人的发展，希望他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期待着更多新鲜不断出现，这才是真正优质的恋人关系。”
崔健的“求新求变”，也有深层的考虑。“我希望原来有人听我的歌，现在有人听，10年后还照样有人听。我希望我的音乐属于每个时代的人，而不仅仅属于80年代开始听我的歌、如今四五十岁的这一拨人。我希望‘90后’，甚至是本世纪出生的人，现在、未来都会愿意听我的歌。”
然而，进入本世纪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摇滚不复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2005年，崔健的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推出后，反响平平。有人批评他“放弃旋律、脱离群众、江郎才尽”，有媒体说“大众和他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
触类旁通爱上电影
摇滚没落了，崔健在做什么？
崔健的经纪人尤尤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两年，崔健老师的生活非常简单，搞音乐、看电影和锻炼身体。他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爱好。以前，崔健用摇滚音乐来表达自己、认识社会。20年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爱上了电影。”
崔健自己则说：“有种说法叫触类旁通。拍电影是因为我除了做音乐外还有剩余时间，我只是想让我的生活更充实。”早在1993年，崔健就和第六代导演张元合作拍摄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影片中崔健出演了一位北京摇滚音乐人。2004年，他在电影《我的兄弟姐妹》中出色地塑造了一位当音乐教师的父亲的形象。如今，崔健正忙于一部新电影的拍摄。
谈到中国摇滚的未来，崔健充满期待，因为他看到了层出不穷的新人。“他们每周用5天时间去排练，每次排练四五个小时……我用几个数字表达，每年的乐器销售以10%的速度递增，而且档次越来越高，玩音乐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希望；在我们周围，音乐人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尽管他们的演出场所很小，但他们可以靠做音乐买房、买车，他们没有被商业发展大潮彻底遗弃，这也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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