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我觉得聂绀弩跟郁达夫很像：性情中人，都喜欢喝酒，旧体诗都写得好，经历都很坎坷。
郁 风 那个时代才出现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很少有了。
黄苗子 聂绀弩晚于郁达夫，鲁迅先生对他很重视。现在大家一致公认，聂绀弩是把旧体诗变成现代诗的了不起的文人。
李怀宇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真是好诗！
郁 风 他是开创新一代诗风。旧诗虽然是老套，那种规律、美，如果不了解旧诗，掌握不好，就拿不到旧诗的精髓。但是拿到精髓的人，又不免落入老路。而聂绀弩既精通旧诗的精髓，又能将现代语言融入得很好，兼顾平仄的规律。
黄苗子 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都有这种开创。但是聂绀弩做得更高一些，新中国之后的很多新词，以前的人不懂，他都能融进来。
郁 风 杨宪益受他的影响，诗写得也很好。
黄苗子 现在我们来往的仍然写诗的就是杨宪益、邵燕祥。宪益最近身体不大好，不能走动，但是脑子清醒，对着电视机，现在一天要抽两包烟，偶尔也写一两首打油诗，一般没有从前那么起劲了。
李怀宇 我在香港罗孚先生家里谈到聂绀弩在北大荒的一些事情，车子撞倒他，大家以为撞伤了他，没想到跑过去，看见他坐起来，拿着一根烟。
黄苗子 他这种事情很多。我们一些劳改的朋友帮助聂绀弩去盖房子，房子刚搭上棚顶，他总是抽烟，就烧掉了。哎呀！要判死刑。夫人周颖马上赶过去，千方百计找人营救，总算免去一死，轻判三个月就放他出来了。
有一天我跟聂绀弩开玩笑，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水浒》，我给他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用隶书写好了挂在他书房。后来要命了，红卫兵来了。我都不知道红卫兵的事情，事后他才告诉我。他说，我要赔他一张“三红金水之斋”。红卫兵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就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偏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啪就撕掉了，说：“你也配！”（笑）他就让我重新给他写一张。十年之后，我们再见面，我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但是后来我都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直到最近看他送我的十七首诗，我才记起来。
在现代文化史上，“二流堂”是一个特别的场所。它在重庆和北京，汇聚了文化界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有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电影界报刊编辑唐瑜、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大牌明星金山、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抗战时，在重庆的“碧庐”，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用“二流子”互相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找不到宣纸和毛笔，未能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交流，日后更成就了一批文化大家。1949年后北京的“栖凤楼”，被称为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柯灵、于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这儿跑。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从此，“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专案组在查“二流堂”重要人物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李怀宇 从30年代开始，艺术界的朋友圈中就少不了你们两位，1949年之后又有启功、王世襄等文化大家，你们朋友之间在生活中的交往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