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当时也带我母亲去了日本，我母亲在日本读女校，三个人一起生活、做饭，生活很简单。我父亲平时也指导郁达夫的日文。郁达夫从小能诗，《沉沦》也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所以他们都是在小时候的环境里就养成了文学功底。郁达夫学别的东西学不下去。《沉沦》有一些生活体验，当然是夸张了。鲁迅称他为“颓废派”，但是他说自己实际不是这样。有时候故意要把自己说得更“坏”，好像才能对社会有“惊醒”或者“炸弹”的效果。郁达夫对旧社会很愤恨，有一种揭露的意图，所以常常把事情写得很夸张。郭沫若跟他最好，后来还搞了创造社。
李怀宇 在许多人看来，郁达夫的一些行为惊世骇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不免封他为“颓废派”。在你看来，真正的郁达夫是什么样的呢？
郁 风 我要说的是，别人给郁达夫带上“颓废派”的帽子，实在是冤枉。不仅是我这么说，刘尊棋写过一篇文章叫《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替郁达夫打抱不平。如果真是“颓废派”，就不会以身报国，参加抗战，这是很冤枉的。我自己搞了很多年美术、编辑等，根本不是搞文学研究的，但是国内很多读者根本不了解郁达夫，我就为郁达夫打抱不平。因为1958年冯雪峰写到郁达夫，提醒了我。从那时开始，我就搜集了海外出版的有关郁达夫的材料，我利用香港的条件搜集这些材料。因为当时国内的人只知道郁达夫的《沉沦》，根本不了解抗战之后的郁达夫。我针对这些现象，写了一篇很长的编后记，介绍他在海外的情况。刘尊棋、胡愈之对此也比较了解，郁达夫在新加坡，他们当时也在新加坡搞华侨抗战宣传工作。日本侵占新加坡以后，他们后来都去了印尼。他们都了解郁达夫当时是非常悲惨的。
2005年8月15日，作家协会在文学馆召开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会议，很隆重。我受邀请，我最后向会议主席要求用两分钟讲郁达夫的事情，也没有讲很长，就是稍微提一两句。郁达夫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被日本宪兵杀害的。这个调查是被日本的作家铃木正夫完成的。胡愈之当时知道，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1945年郁达夫被害，第二年，胡愈之回到国内写了一本小册子《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为了把这个中国的重要作家在海外的遭遇告知国人，向国内文艺界的作家协会汇报，专门用几千字写了这本书。但是没有引起注意，也没有什么转载。所以，一直到了今天大学里讲现代文学史，始终把郁达夫算作“颓废派”。
鲁迅就对郁达夫比较了解，尽管鲁迅对创造社有看法，但是觉得郁达夫真实，有作家的良心。鲁迅欣赏郁达夫，两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郁达夫实在是很冤枉，一是被当作“颓废派”，一是后来风传他跟王映霞的关系，弄成绯闻，台湾对此也出了很多无聊的书。我们算一下，郁达夫在新加坡做过很多工作，两个报纸的副刊主编，每天要到报馆看电稿、上班、写评论，然后要做很多社会活动的事情，比如华侨抗敌协会的很多工作。我说，不是“颓废派”的作家都很难做到郁达夫做的事情，还要把郁达夫归为“颓废派”，实在是太冤枉了。
郁达夫隐姓埋名叫赵廉，办一个酒厂，拿收入养活了好多当时逃亡在外的文化人，像胡愈之他们都在那里逃难，生活没有着落，就靠这个酒厂，大家生活下来，掩护了很多华侨同胞。有一次，他跟一些华侨坐的车被日本人拦住，因为不懂日语，大家以为日本兵要加害他们。其实，日本兵只是问路，但把那些华侨都吓坏了。郁达夫就跟那个日本人说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些人就把郁达夫看成是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的、了不得的人物，需要的时候，又让郁达夫去做翻译。后来一旦华侨跟宪兵有什么纠纷，都是郁达夫在中间做翻译。当时印尼的一个地下党被日本人抓到，手上有一个他们会员的名单，日本人不识字，就让郁达夫翻译。郁达夫马上机警地说，这个人放高利贷，这个名单是欠他钱的人的名单，这样掩护了很多革命的地下党。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做了很多保护华侨利益、财产、生命安全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人知道，都是我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文章中看到的。总而言之，始终都没有一个对郁达夫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