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 我八岁到十几岁在广东跟邓尔雅学习。我父亲当时在香港办中学，邓尔雅跟我父亲是同学，就经常来教我。邓尔雅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当时年纪小，勉勉强强跟他学，并没有受到他多少的艺术影响。现在，我才体会到他的艺术精髓，他很了不起。但是当时我得到他的一个好处，学会搜集材料。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是搜集材料，不会搜集材料怎么做学问？读书凭脑子记忆，不可能全部记清楚，一定要有根据。所以我从50年代初起，就学习邓尔雅先生，凡是书上有用的东西，都抄下来，做卡片。邓尔雅先生抽卷烟，经常用卷烟的纸来抄材料，然后一分类就出来了。
郁 风 他搞了很多卡片。
黄苗子 比如我看到聂绀弩的诗，我都一首一首地抄下来。最后，聂绀弩的诗就全了。我就学全了这些做学问的方法。
李怀宇 书法要几十年的工夫才能练好。
黄苗子 我们当时对张正宇的书法是很佩服的。
李怀宇 他自己好像讲过一个五个指头的故事。
黄苗子 这是黄永玉跟张正宇开玩笑开出来的。张正宇举起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数起古今的书法家：王羲之、颜鲁公、怀素、米芾，大拇指则是张正宇自己。张正宇确是天才。
李怀宇 中国传统讲书画同源。启功的画也画得很好？
黄苗子 画得好！但是他不画了，因为写字已经被追捧得要命，他如果再画，就不得了。早期画得多，后来不画了。
李怀宇 你们夫妇之间如何交流艺术？
郁 风 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写了字，我其实不懂，但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笑）。我的画，他也批评。后来，他总说他画画是跟我学的，其实不是。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年，那里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们一共有三个工作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我画完以后的颜料都不用收起来，他写完了字就“偷用”我的颜料画画（笑）。
李怀宇 当年你是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的学生，你跟潘玉良学画的经历是怎样的？
郁 风 当时，因为搬家到上海，我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想继续学习，就去了南京中央大学。那时候徐悲鸿刚刚从国外回来，成立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那时很火，他对艺术系实行一种制度，按照教师分班。不管一年级、二年级，只要选某个老师的课，就在一起上课。徐悲鸿邀请了潘玉良讲课，潘玉良刚从法国学画回来，没有什么名气，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结果徐悲鸿的教室人山人海，一层一层包围。我觉得人太多，根本看不见老师，就选了潘玉良的课。潘玉良只有两个学生，一个男学生，一个是我。虽然只有两个学生，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上课舒服极了。我们画景物的时候照样有经费可以买道具，照样可以雇模特。潘玉良教得也很好，因为只有一两个学生，就像带自己的孩子，我们反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还给潘玉良当模特，画了一张油画，画得很好，但是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发表。但是学了只有一年时间。
郁风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成为著名法官，曾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郁达夫成为新文学健将。1939年，郁华遭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寓所门前；1945年日本投降后，郁达夫遭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
李怀宇 你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是抗日烈士，生活中郁华和郁达夫是怎么样的？
郁 风 我的父亲是我们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有机会到日本留学，接受了新文化。他本人完全成长于中国的旧道德、旧传统下，爱诗爱画。郁达夫比我父亲小十二岁，都属猴。我父亲已经成人的时候，郁达夫还是小孩，所以郁达夫受我父亲的影响很大。我的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搞法律，回国之后在司法部工作。第二次又因公出差去日本考察，就把郁达夫带去日本。我父亲留学的时候，郁达夫十来岁还在家乡，在杭州府中学读了几年，就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后来因为看不惯教会学校，就没有念好，他主要还是在家里读书。因为我的祖父是教私塾的，家里留下的书对他们影响比较大。郁达夫从小就看经史子集，喜欢诗。他最早喜欢清代吴梅村的诗，到了杭州就买旧诗集。中学没有毕业就跟我父亲去日本，先学经济，后又改学医，总之也不听哥哥的话，自己喜欢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