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民教育的当代艺术

也许人们会反驳说，到了现代艺术，这个结论就失效了，因为现代艺术是自律的。其实艺术的自律并非始于现代艺术。艺术自律说和艺术他律说的对立在艺术的历史中从未间断。从中国的柳宗元与韩愈之争到英国的拉斯金与惠斯勒之争都是例证，鲁迅和徐志摩也曾争论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事实上，即使是最纯粹的自律性艺术也不可能是无“用”的。即如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这样纯粹的抽象形式，仍然传递着政治信息。在冷战的背景下，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单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抽象表现主义显然最大限度地传递着自由民主的信息，尤其当美国自由艺术联盟大会的信息解密后，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美国在投入巨资把抽象表现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去，这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即文化战略。有人把这称为“阴谋”，我们更愿意称之为“伟大的阴谋”。想想看，这些看似没有内容的形式不仅“教育”了一代美国人，甚至也潜移默化地“教育”了那些生活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如此疯狂而自由的艺术时，心中的惊讶和激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的教育功能，不仅透过内容，更是透过形式。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即是讯息”。作为媒介的形式本身往往蕴藏着比表面内容更重要的信息，而且由于它的隐蔽，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

当我们在当代艺术中谈论教育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表面上由于“内容”的回归，当代艺术的教育功能似乎类似于前现代艺术，比现代艺术更好理解，实际上这可能只是幻觉。因为这一次，“内容”是作为“形式”回归的，尽管可能未必是视觉形式，而只是观念形式，即一个思维中的形式。这时，观念与形式往往合而为一，这就是哈罗德.塞曼所谓的“当态度成为形式”。但这时艺术的教育功能仍然可能（不是必然地）有不同的层次：表面形式的层次，艺术家观念表述的层次和观众的自我本性觉悟的层次，事实上也包括艺术家自我本性觉悟的层次。因此，这一教育同时也是艺术家的自我教育。相比之下，自我本性觉悟的层次上的教育更加重要，因为这才是当代艺术作为语言实验的艺术的意义所在，在这一点上，当代艺术可以被看作现代主义的延续，也可以和实验艺术同义。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是最典型的例子。博伊斯自己本身就是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的教师。在表面形式上，他常常采取授课、讲演、谈话、散发宣传单等类似于教育的互动形式进行艺术创作，黑板是他的作品中最常见到的材料。他的许多作品也都是带领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们一起完成的。在观念层面上，他提出社会雕塑的概念，认为人是唯一尚未进化完形的动物，而艺术的目的就是塑造人自身。同时，他的作品常常涉及到环保、民主、信仰、生命等概念，并且创立了德国大学生党和绿党，这些观念都直接影响和教育了很多人。最后，博伊斯的艺术本身打破了前人的语言系统，他的许多行为表面看起来荒诞、怪异、神秘，没有明确的意义，却能直指人心，使人顿悟，意识到本性中宝贵的自由，这和中国的禅宗颇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真正深刻的教育从来都不拘泥于形式，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苏格拉底在大街上拉住行人和他们辩论，用“精神助产术”来教育雅典公民；耶稣在有些场合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传道，有些时候和有些话他只是悄悄地对身边的门徒讲，而且他所讲的，不是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充满了故事和比喻；孔子带着学生周流四方，不仅言传，而且身教；禅宗的教育讲究“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其中的机锋和公案看起来都和当代艺术异曲同工。旧约圣经中的先知奉上帝之命发预言时，往往先实施一些稀奇古怪的行为，比如打伤自己，浑身包扎，或赤身露体，或打碎陶瓶，或装扮成逃难者与囚犯等等，往往是为了严厉地宣告上帝的审判。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了。

在上述这些例子中，教育的特征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更是使人逼近本性，领悟真理。如海德格尔所言：真理就是“除去遮蔽”。其实在佛教和基督教信仰中都有与此相通之理。佛教认为人心好像珍珠，但被“贪、嗔、痴”等各种执著所包裹。修道就是努力去掉这些污秽，重新看到珍珠的光华。而基督教认为罪性阻碍人认识真理：“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在现实中，除了佛教说的执著和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这样的内部问题的遮蔽，还有形形色色的外部遮蔽，我们称之为幻像，即那些既定的，迫使我们不经反思便当作天经地义的原则加以接受的权力话语系统。对于这样的权力话语系统，罗兰巴特称为神话，居伊德波称为奇观，鲍德里亚则称为拟象。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遮蔽，都需要教育的力量加以破除，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的教育功能在这里显得尤其重要，在当下的中国，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