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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low Boat to China
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正从辛亥革命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此时在中国的北京，鲁迅塑造出了农民“阿Q”这个形象。而八十年代，东京正迎接着后现代主义社会的到来，在这里，阿Q这个人物到了村上春树的笔下，又以兢兢业业的上班族“Q氏”的形象再生了。从而到了之后的九十年代，香港在陷入身份认同危机里的同时，也迎来了村上春树热潮的风靡，到了这个时候，阿Q的形象才转变成了王家卫导演的摄像机下，英俊、富裕、天真、任性而又不良的“阿飞”。
藤井省三，研究村上春树作品在华语圈内被接受程度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他在《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朝日新闻社，2007年）一书中，首先就指出了村上春树和鲁迅在文学创作特点上的相似性。而在王家卫导演，张国荣主演的电影《阿飞正传》中，其登场人物在刻画方式上也有着同样的特点。在这些特点的背后，都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首先，鲁迅就是在中国向近代国家发生着巨大转变的时期，对无意识参加革命的一般民众抱以严厉的批判态度，从而，以唤起读者产生共鸣的方式，默默且含蓄的描绘了阿Q这一人物形象。村上春树在其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中，也同样描绘了在经济成长大环境下的日本，那些丧失了积极性并放弃控制自我机会的中产阶级，最终沦落为兢兢业业却碌碌无为的公司职员的可悲命运。当他们在对这些千姿百态的、正产生着激烈变化的社会进行一一例证的同时，作为读者自身也能以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感受到这个正经历翻天覆变化的时代。这些被塑造出来的文学人物都不是那些活力充沛、魅力满溢的形象，他们的性格都让人产生可悲的共鸣，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以及这样一种卑微的姿态，铸成了那些描写当时时代背景的文学作品。
并且，当时的香港正值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回归中国的时候，这个时期的香港民众都处在身份认同危机感的笼罩下。藤井省三认为，在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中，从人物台词里浮现出的众多记忆片段来看，以及诸如“从现在起我们是仅仅1分钟的朋友”等对时间的很执着的描写来看，都能感受到这些情感的共通性。而且，藤井省三还指出，在王家卫导演的作品中，对于为了逃避精神危机而玩着恋爱游戏，终日浑浑噩噩的“阿飞”，这种批判的态度和村上春树作品产生共鸣。
在这里，不论是文学体裁还是电影，都超越了中国、日本、香港等地域限制，同时超越了时代从而挖掘出了人物性格魅力的源泉。
不仅是电影和文学，还有美术、时尚、动漫、音乐等，都超越了地域而相互影射、产生影响的。大约二、三十年前，日本的美术界还盛行着传统艺术是否应该西化的问题讨论。这种传统和近代化的对立，在现在来看逐渐丧失其意义，而实际上，这也是全球价值观和地方价值观相对立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其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本来占有优越性的西洋近代文化主导地位的崩溃，二是移动和通信技术的发达导致了异域文化交流的便利，从而摒弃了固有的秩序实现了信息自由往来的可能。并且，这也是迈向近代化进程中保持传统枝蔓，从而形成共同体的基础。在这种转变当中，是具有高度的混合性的，由此也引起很多的不安。这种不安是可以被很多人感受到的。像“阿飞”这种充满空虚感的，被大众媒体看作是社会问题的年轻人，成为这种不安的具象化代表。但是，在身份认同危机下产生出的这种空虚心理是一种回避不了的事态。这种空虚无论如何是需要被某种东西所填充的。
另一方面，这种不安还不是只存在于社会某一层面上，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我们以个人的视角来看，这种不安都是能从各种各样交织的记忆、制度、文化里具体体现的。现代美术的表现，就是从这张交织的大网中的一个个网眼中诞生的。因此，如果其中有空虚的存在，那么他或她的记忆就会被作为问题点来描绘这种空虚。有时候，作为家族、教育、历史等和社会的碰撞点，其作品也会反映出强烈的独特性。
美术的表现正发生着变化，它不再是大多数人之间共有“故事”的再现。在二十世纪，这种变化作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可以被人们明显的意识到。不论是艺术表现方式还是鉴赏作品的方式，这些各种各样的内容都在纷纷转向强调个体意识的美术表现方向转变。不仅如此，这股潮流显然是不可逆的。以所谓“现代美术”的表现作为基础来考虑，既“共有的不可能性”，这是符合我们所处的时代的。
社会变化的进程显然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堆积如山，根据这些问题，应当让更多的权利被个人所获得，而不是只针对于一部分既得权益者。我们相信，这个趋势是不可否定的。从而，对于那些观察到这个社会巨大变化层面的个人来说，都有着迷失自我倍感空虚的经验。为了表达他们自身各种各样的思想，而产生出了创造力，导致他们自身渐渐获得了拥抱自己的细微感受，并把这种千丝万缕的感受纺织成布。而这正是对所谓“现代美术”领域所进行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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