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及其作品《催情剂》
张勇：
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可以思考的问题很多，包括历史、宗教、政治体制等等。艺术家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介入其中时，会对这些问题有更加切实的体会。大概7、8年前大阅兵的时候，我做了7个直径2.5米的充气锤子和镰刀。后来我试着做了一个行为，将它们背在身上，在上海街头行走，想测试一下自己能走多远。大概45分钟后被带进了警察局，鉴于我解释得清楚，也不像要惹事的样子，警察也明白了我的这种艺术形式，还想让我给他们上课，教他们怎么分辨行为艺术。我认为当有些问题我们想不明白的时候，可以尝试去行动。
回到绘画问题上，我认为绘画是非常古老的语言，不需要翻译。前面讨论的关于中国的表现主义，或者中国特色表现主义要怎么做，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艺术作品只分好坏，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即使表现主义语言来自西方，但它是世界的、人类的共同遗产，怎么将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好，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对我来说，表现主义的魅力主要在于，它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表达。这种自由中包含着野性的魅力。野性与野蛮不一样，野性是纯正的，而野蛮则是因为将力量放错了地方。表现主义最大的魅力是情绪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只有将感性与思想高度结合才能呈现作品的张力。我们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情感，特别的情感需要用特别的方式对应。
我认为作为一个从事当代艺术实践的人，必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必须对整个当代艺术世界的生态格局和面貌有基本的理解，这样才能在纵向和横向对比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二是我们怎样通过作品去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就像晓伟老师说的，艺术要提出问题。我认为艺术提出的问题是有分大小的，德国表现主义提出的都是很有质量的问题，关于人的生存经验、普世价值、终极影响等等，这些才是它真正的魅力。
郑工：
张勇先生思考的领域和话题很宽，但主要观点很明确，就是强调表现主义绘画的直观性和普世价值。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欣赏不重要，因为绘画很直观。这种直观性看法，让我想到心理学家荣格就图像问题做过的一个调查：
荣格在一次非洲的调查中，带了一本表现非洲人生活情景的摄影集。他指着其中一张马的摄影图片问非洲人这是什么，大家说不知道。这时一个人似乎理解了，拿起树枝在地上勾了一匹马的形象，这时大家马上认出，这是一匹马。
为什么这些非洲人无法从摄影图像认出马呢？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图像真的直观吗？对图像的认知是一个文化问题。上帝造人时为了不让人类过多的交流，就制造了不同的语言，由此产生了文化的隔阂，形成文化交流的壁障，所以图像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天我们在交流中强调普世价值，比如人性问题、善恶问题。普世价值是可以沟通的，但如何在语言方式上沟通，如何打破壁障，如何将图像作为一种语言形态来进行意义和文化上的阐述，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课题。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同世界的隔阂在哪里，找到疏通的可能性。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方面艺术必须要有个性，同时这种个性必须建立在能够通过交流的基础上，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根结。现在大家所说的回归起点，就是回归到“人”本身。但是，中国人说的“人”是一个文化的限定，人不是动物性的，因为有了文化性而成为了人。但是，我觉得对表现主义的研究要摆脱文化陷阱，去掉文化偏见。回到人性的问题来，所谓不忘初心，就是回到原点，回到最初。今天研讨会的话题有一种慢慢的漂移，从绘画本身的问题，说到了语言形式，又说到了图像、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特邀批评家林公翔在研讨会上发言
林公翔：
《撕裂语言 魅像张力——表现·中国艺术家邀请展》作为威狮国际艺术中心举办的第二场展览，我觉得这次比上次更纯粹一些。虽然此展与开馆展《质地的再叙述——中国综合材料艺术邀请展》有一点交叉，比如管策老师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综合材料，他本人即是中国综合材料艺术的领军人物，行彪老师也是综合材料的一员大将。
表现主义其实有个脉络，就是受写实主义、印象派、后印象派的影响再走向表现主义。中国早期的林风眠、关良、常玉、吴大羽等先生都可以说是表现主义艺术家。我们今天对表现主义的定义通常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着重表现内心的主观情感和自我感受，而导致对客观形态的夸张变形的处理方法。这个定义是需要推敲的，因为任何艺术形式，不论是写实主义还是抽象主义，油画还是中国画都有表现性。从更宽广的意义上说，一切艺术都是“表现”，布特莱尔就持这种观点。只要有思想，有感受，有观念就有表现。但这不是表现主义与写实主义对立的原因。中国的表现主义绝不应该是德国表现主义的分支。我们必须得确立中国自己的体系，提炼出中国自己的表现主义艺术评估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和西方展开平等对话。在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以及生存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具有表现性倾向的绘画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所以，如何定义中国表现主义，我认为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李晓伟先生的作品是批判写实的，但是思想观念很丰富。无论是博伊斯、伊门多夫还是安迪沃霍尔，与天安门进行并置后显示了他独特的思考。同样，张勇先生的画有很多并峙的意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色情与纯洁等等。邓箭今先生的作品虽我很喜欢，他在九十年代初就已形成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表现主义造型，他的绘画描绘了道德精神崩溃的一代人在人生的灰暗和向浪漫诗意出逃之间挣扎的困境，他的作品情色但又不色情。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发言能够传达出去，引起大家的探讨。
郑工：
林公翔先生所说的对中国特色表现主义的再定义，与张勇先生对文化的普世性看法上存在分歧。今天我们强调的是多元化，坚持自身立场，构建不同区域之间的对话。表现主义面临的问题，于其他绘画派别也是存在的。到底什么是中国表现主义，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美国提出的以波洛克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与欧洲的新表现主义，都是为了抢占话语制高点、建立自己的中心话语权提出的定义。今天的研讨会规模不大，但是问题不小，谈的都很有质量。策展人给出的题目是一个引子，在座画家的创作实践和经验视角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此次《表现·中国艺术家邀请展》在福建开展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策展人陈旻在研讨会上发言
陈旻：
我希望就各位前辈们提出的一些观点，结合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做个总结。从人本源的角度出发，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语言和技术之间造成的鸿沟。人性包括了郑工老师提到的动物性和文化性两个方面。有些老师的作画过程体现了这种动物性的一面，比如薛行彪老师随心所欲的大幅创作，又比如吕山川老师喝酒聊天然后灵感来了作画时的无我状态，都是艺术家宣泄自身情感的表达创作欲望的行动性的产物。之后是理性的维度，比如管策先生、李晓伟先生、邓箭今先生、何汶玦先生、张勇先生作品中可以看到的，画面之外艺术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思考。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今天的讨论很有意思，都是围绕着语言这个问题展开。语言是人类与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工具。图像和观念之间的桥梁就是语言。语言包括能指和所指，而意指则代表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能指反映到艺术语言中就是图像，但是图像是看什么就是什么，其所指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之带来的是意指的模糊问题。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屏障，为了有效地对话和交流，艺术家和理论家肩负着翻译的使命，翻译的误差催生了意义的漂移，造成了语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夹层，同时也是动物性和文化性之间的夹层。艺术家们在夹层中不断地推翻以前的东西，向着未知前进。如阿甘本所说：“当代艺术如同一颗超新星，当你看到一颗超新星闪耀，它的爆炸其实发生在亿万光年之前。” 我们对艺术的接受总有一个迟到的时间段，艺术家们总是能够走一个最短的捷径，用最短的距离绕过理论家的重重弯路，达到真理，而这个真理往往就存在于这个夹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