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2016年9月25日，中国表现主义研讨会在威狮国际艺术中心·当代馆举行。研讨会的召开背景源自馆内目前正在展出的《撕裂语言 魅像张力——表现·中国艺术家邀请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工担任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博士高远，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学者陈思建，福建省理论艺委会秘书长、福建青年杂志社副总编及艺术批评家林公翔等批评家出席现场。批评家与此次参展的艺术家福建省画院名誉院长薛行彪，南京晓庄美术学院管策，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福建美协油画艺委会副主任李晓伟， 2005年中德文化交流奖、第七届全球华人金星奖获得者吕山川，湖南省油画学会副主席何汶玦，复旦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张勇，以及展览策展人谢儒杰和陈旻，共同就表现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展开深入探讨。
表现主义在中国已然蔚为大观，本次展览作为中国表现主义三十多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以“撕裂语言 魅像张力”为题，希望通过阅读方式的变革，以及在学术上的系统梳理和理论阐释，为表现主义之未来发展寻找新的方向。在研讨会上，理论家与艺术家在学术和创作领域进行互动交流，他们就“绘画语言的基质”抛出各自观点。
学术主持郑工在研讨会上发言
郑工在研讨会上发言称：“如我的开幕式致辞所言，我将‘撕裂语言’这个话题转化导向了语言的基质问题，希望在研讨会上，就这个基质在意义的夹层深入探讨。我于在座艺术家的作品中受到了很多强烈启发。这次的展览以‘撕裂’为题，不仅仅是表现碎片化的东西，更多的是将语言的夹层‘撕’开了，比如薛行彪老师的这幅《鱼之乐》。又比如吕山川先生，不断地堆积着画面，在堆积的过程中产生了破坏性，这种破坏性具有一种意义的生成概念，他的意义夹层是特别明显的。另外，在管策老师的作品中还有一种撕裂是符号化的具象与文字的混搭过程中产生的意义夹层，产生了很大的空隙。
在中国当代油画实践中，我们还处于在对西方的认知不断修正的过程中。事实上表现主义进入中国已经一百多年历史，只是这三十多年比较热闹。在接受西方绘画的文化结构过程中，表现主义绘画最贴近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认知。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写意，喜欢谈意象、意境。将西方的语言放到中国人的认知层面上重新阐释的实践，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去日本的一批画家就已开始了，反而五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写实主义陷入了中国认知里面。不管是早期德国表现主义还是现在的新表现主义，我们没有必要在西方的语境中谈中国的事情，尤其是中国当代的油画家。在我看来，今天的这个展览很小，但是它提出的问题不小，启发性是很大的。今天的座谈会我们让理论家和画家互动，这种互动是很有意思的。今天在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可以体现思维方式这三十年发生的很大变化。
另外，中国人对抽象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意象的概念是不同的。油画的写意性是很中国的，表现性是很西方的，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在研讨会上展开的话题。”
艺术家管策及其作品《花鸟1》
管策：
我大学的专业是中国画，毕业后我的兴趣开始转向研究西方的当代艺术。关于创作，我认为要有舍才有得，‘舍’虽为放弃，但不是抛弃。放弃的是原来的知识结构，再填充进新的东西去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认知结构，我把这种舍与得的关系视为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舍不掉你就会陷在原来的认知里，慢慢变得保守起来。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呈现当代的一些问题和当代艺术所要针对和阐述的问题时，势必无形中带有中国文化的语境，这是来自我们骨子里的因子，与西方带有批判性的更为直接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是不应该被回避的，因为这是我们作品背后能够支撑的因素，也是我现在思考的问题。
郑工：
不管是中国画还是油画，材料只是媒介上的区别，在语言或者是在图式层面上，他们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在当代艺术创作当中，语言跟材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薛行彪老师的画风的转折是在日本开始的，包括《鱼之乐》这幅画。材料仅仅是材料吗，材料是物质性的吗？
参展艺术家薛行彪在研讨会上发言，背景为其作品《鱼之乐》
薛行彪：
我绘画生涯中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在中国美院的进修，第二个是在日本，包括回来后的20多年一直都在语言跟材料这个层面去做一些摸索。最近我从材料方面开始尝试使用一些与油画的油彩差别比较大的的材料，材料的改变也可能带来语言上的变化。我一直保持着开心作为我的创作目的，带着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心情在创作中“折腾”。包括《鱼之乐》是过春节为了讨个吉利，画了幅画来装饰自家的大厅，就是图个开心。
郑工：
薛行彪先生与管策先生的创作经历中有相似的东西，都带着不断否定、不断放弃的状态在艺术的道路上前进，每一个转折点都是对前一阶段的放弃。一般人是积累型的，相对比较传统，是精益求精式的，而否定型是破坏性的，推翻过往的一切。其实在表现主义这条道路上，正是因为这种不断否定、破坏、颠覆的做法，让作品更有冲击力、张力和破坏性。
薛行彪先生作品中的图像叙事和形式叙述之间的关系引起了我的关注。在西方表现主义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也是在用形式叙事的方式去解构图像叙事。传统写实绘画与抽象绘画相比，一个以图像叙事见长，一个以形式叙事见长，都拥有叙事性使观者能够展开阅读。一幅画如果比较浅显，就会一晃而过，如果一个画面能让你停留下来，不断回味，就说明画面有“藏着的东西”，即我所提到的意义的夹层。绘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修正想法、不断追问的过程。薛行彪先生和管策先生的创作看起来是个人经验，却具有普遍意义。
特邀批评家高远在研讨会上发言
高远：
几位艺术前辈的思考让我很受启发。表现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在20世纪初就进入到中国油画领域。但是在20世纪前半叶，另一股潮流也在中国兴起，随着革命与救亡运动及新中国政权的成立，写实主义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带有政治目的艺术潮流。而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批画家开始思索如何把中国传统的因素，或者是表现性的语言，融入到油画这种这个材料中，于是就有了所谓油画中国化的口号；而真正的表现主义的形式探索是在80年代以后，那时欧美新表现主义的语言正好进入了中国艺术家和理论界的视野。85年油画届的“黄山会议”就如何打破这种固有的和单一的写实主义的语言进行了讨论。一些理论家从中国传统中发现表现因素，提出用意象造型或意象油画的创作方式来凸显中国性的表现性因素。到了21世纪后，一批理论家包括在座的艺术家应该都参与过关于所谓意象油画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也是针对单一的写实性的创作方式，是油画语言开始丰富多样化的一种策略。表现语言和意象油画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在材料和语言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展览就是表现主义或者意象作为一种观念和创作方式在当下中国比较完整的呈现。
郑工：
写意跟意象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写意可以从“写”和“意”两个概念入手。意象更多的是一个统合性的概念。去年法国举办了中国油画的展览，用到的是“意蕴“这个概念。总之，“意”包括了多种形态：写实的，写意的、意象的，抽象的，等等。概念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同时带来的是角度和视野的问题。吕山川先生和何汶玦先生的创作技巧一个是堆的，一个是刮的。他们图像中的舞台效果很强烈。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在想什么？材料和技术的问题值得重视，背后有形式叙事讨的问题。
何汶玦及其作品《日常影像 - 稳稳的幸福 No.3》
何汶玦：
我的画就是我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我认为艺术完全是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看到的事物并从中汲取营养。这些年我更喜欢去阅读而不是去交流，包括我现在做雕塑和装置，一旦有人给你提意见，你的思维就会被左右。我在做作品时不交流，只会仔细观察生活中的细微事物。我采用的刮的技术，其实是对艺术史种种画派和风格的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和否定。
郑工：
很多画家们的艺术追求和想法往往是无法言说的。画家试图在画中呈现他们的想法，但观者在解读时有可能会取得正解，但大多数时候会误读。理论家并不是与艺术家处在直接的对立关系，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成为理论家的例证。我为了研讨会提出的几个概念，不管是图象的夹层，意义的夹层，图像叙事和形式叙事之间的一种关系，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概念的框架，用各种例证慢慢填充进去，而不是为了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