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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汉密尔顿同时，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和伟恩·第伯创作出了他们的革新作品。1958年，劳申伯格创作了纸本作品《无题》，用溶剂溶解大众媒体上的油墨，使不同类别的图案移动、叠加、互相影响，形成新的视觉体验。而在1961年的画作《甜品》中，第伯选择将可口的点心以可人的方式排列起来，史蒂芬·麦卡布雷认为：“他的创作方向似是全面赞颂60年代消费主义在美国日常生活中开始爆发，并在其带来的全新、丰足的摩登世界里深感愉悦。”他们使用大众媒体影像和机械化移印技术的创作方式成为后来美国波普艺术的标准方法，其后的安迪·沃霍尔和罗伊·利希滕斯坦都沿袭他们的手法而成为60年代美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如果这样都算是画，而且还得到主流杂志的青睐，以后怎么画都无所谓了。”
波普艺术的神奇之处在于：沃霍尔的罐头可以卖出天价，但是超市货架上一模一样的金宝汤却不行;利希滕斯坦的漫画女孩可以进入博物馆，但是书店里最畅销的漫画书却不行。这是因为艺术家为这些经他们之手的通俗之物赋予了文化意义，重要的不是物，而是波普艺术家借物喻理的本领。
据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自述，就是利希滕斯坦令他彻底死了当艺术家的心，乖乖去搞理论。丹托曾为画什么、怎么画而绞尽脑汁，但是当他在Art News上看到利希滕斯坦的《吻》，瞬间就石化了，“如果这样都算是画，而且还得到主流杂志的青睐，以后怎么画都无所谓了”。与沃霍尔和利希滕斯坦同属上世纪60年代的波普之星，克拉斯·欧登伯格放大、改造日常家居用品制成雕塑，而爱德华·鲁沙则将人们熟悉的商标和标牌妙手改为纪念碑。
作为消费品，这时期的波普艺术是拍场上的明星，却不常是天价的制造者。那是因为波普艺术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大众艺术市场——波普艺术家总是大量复制作品。这一点在沃霍尔身上最为明显，他的工厂负责生产艺术，他负责签名。名签得多了，身后无法对证，甚至需要成立鉴定委员会专做这事，但谁不希望自己的藏品是真呢?得罪人的委员会注定要解散。去年秋天，沃霍尔基金会宣布因法律费用问题解散鉴定委员会。他们解释道，宁可每年把几百万美元花在赞助金上，也不花在一群律师身上。
可就算是被验明正身的作品，也实在太多了，这才有了11月开始的佳士得总估价1亿美元的沃霍尔作品拍卖。沃霍尔基金会推出数千件油画、素描、照片、丝网印刷和各种印刷品，其中大批作品2013年2月开始即可网上竞投。沃霍尔的成功更像是一个传道士而不是艺术家，“人人皆可成名15分钟”的理念令他成为世界级的偶像，玛丽莲·梦露、金宝汤、伊迪·塞吉维克都是他的宣传招牌，你买了，便是他的信徒。波普艺术直接从消费社会中吸取形象进行艺术加工，反过来，它对流行消费的影响也十分持久而丰富。波普艺术家创造的经典形象，不断出现在各种生活消费品上，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头像今天还经常印在T恤上，并且看起来还是那么时髦。
中国艺术家尤其善于使用自己文化里的符号以制造中西差异和对话，但符号化和标签化也常是他们遭受质疑的地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波普艺术，不再像过去那样纯粹，而是融合了更多的实验意味和个人手法，更多奇人异士为波普锦上添花。克里斯托弗·沃尔的作品深受80年代纽约朋克文化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是黑白文字版画，这些画作介于抽象艺术和文字密码之间，按照一般阅读规律根本无法读懂。亚历克斯·卡茨的作品一反当时潮流，走起了带有漫画风格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在瑞银收藏的《早安I》(1974)中，卡茨既精心描绘了主体人物，也捕捉到倒影和水花的形态。让·米歇尔·巴斯奎特也许是离典型波普最远的艺术家，他的绘画既有传统风格又有很强的涂鸦味和卡通味。和沃霍尔一样，他对成名有着强烈的渴望，并与他一见如故，在短暂的27年生命中，他创造了独有的符号体系。吉尔伯特和乔治这对搭档干脆把自己打造成“活雕塑”，利用绘画、摄影、录像和现场演出来表达世人的欲望。1999年，摄影师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成为集大成者，他的理论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创作方式则脱胎于第伯的甜品和沃霍尔的罐头。在《99分》(1999)中，全广角摄影将宏观和细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顾客被埋在无边无际的减价商品中，暗示了一种对过度消费的焦虑。
在亚洲，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波普艺术家们以各自的方式对消费主义的冲击进行回应和表达。中国艺术家尤其善于使用自己文化里的符号以制造中西差异和对话，但符号化和标签化也常是他们遭受质疑的地方。波普，是过去60年世界艺坛最重要的主题，在今天，它仍然对艺术创作有无所不在的影响，只不过当代波普作品所包含的文化宽度比过去更宽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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