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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悲鸿结婚不是为了追求物质生活
李树森：相爱的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但据说你们真正结婚并非一帆风顺，能讲一讲曾遇到的困难吗?刚结婚时生活状况怎么样?
廖静文：悲鸿的那个与别人同居的夫人知道了我们订婚的消息后，就提出来要办正式离婚手续，但要求悲鸿给她一百万生活费，画一百幅画，还要悲鸿把收藏的四十幅古画送给她，另外还要悲鸿每个月给四万块生活费。
悲鸿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不在一起了，但还很珍惜过去的感情，不愿意伤害她，所以她提出的这些要求悲鸿就都答应了。
一开始悲鸿画了五十张画送去给她，她退回来二十多张，说画得不好，要他重新画。悲鸿很生气，说给你的画都是我签了名的，不好的我不会签名。在老画老退的情况下，悲鸿也请了很多朋友，让大家说说公道话。但那些朋友都知道他的老婆与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同居，不敢得罪，反而帮她说话。甚至有人说那就把你没卖的画打开来让她挑，悲鸿不同意。这事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她要跟那个宣传部长回南京去了，急着拿够一百幅画和一百万块钱。悲鸿托人在昆明卖了很多画凑足了钱，也给足了她一百幅画，这样才请律师到场办了正式离婚手续，那天是1945年12月31日。
我跟悲鸿是1946年1月14日在重庆结婚的。结婚时，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吃饭基本吃食堂，吃的是那种配给的发了霉的平价米，喝水只能喝泥塘里的水，连到嘉陵江去挑的水都买不起。我们结婚的时候生活是很艰苦的，我并不是为了追求和悲鸿过很好的物质生活才与他结婚的。其实自从我认识徐悲鸿开始，看见他一直过的是艰苦、质朴的生活，甚至生病时多次手头拮据得无钱付医药费。
结婚后的1946年，国民党的很多人都迁到南京去了。当时悲鸿留学德国的同学朱家骅是中央教育部部长，他聘请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北京，那天是1946年8月30日。
刚到北平我们是租房子住，后来悲鸿的学生在上海替他开了一个画展，用卖画的钱在北平买了一个房子。我在重庆结婚后就怀了徐庆平，为什么取名“庆平”呢，是因为在重庆怀的，在北平生的。第二年又生了徐芳芳。
责任和爱情的力量决定为他做点什么
李树森：徐悲鸿先生去世得太过突然，痛失爱偶的打击一定十分巨大，您是怎样熬过那段最痛苦时期的?
廖静文：悲鸿是1953年去世的，那年北平艺专已改叫中央美术学院了，悲鸿是院长。1946年结婚到1953年悲鸿去世，也就只有七年。那年庆平才刚刚六岁，芳芳五岁。
悲鸿死得突然，所以他没有留下遗嘱。他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坐在主席台上，从早到晚开会，在会后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宴会上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以后几天就去世了。
悲鸿家里父母已过世，没有兄弟姐妹，悲鸿一走，家里只剩我跟两个孩子。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中央美院派人来看望我，晚上给我吃安眠药，好让我能够入睡，可是夜里醒来我又哭。六岁的儿子庆平很懂事，他学着大人劝我说：“妈妈，爸爸已经死了，你哭也没有用。”劝完我他自己拿被子蒙着头哭了起来。女儿五岁，她还不太懂事，她就问我：“妈妈，人有两条生命没有，爸爸死了一回还能活过来吗?还能有一条生命吗?”当时境况非常凄惨。
每天我们在家里都是等着悲鸿回来吃饭，突然没有悲鸿了，我都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悲鸿在法国时就认识周恩来，周总理对悲鸿最关心，他看我那么痛苦，就劝我：“你是不是到外面去旅行下，暂时忘记悲痛，以后再回来。”我说：“不行，我不能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照顾。”悲鸿死了以后眼睛还是睁着的，中国人常讲最悲惨的是死不瞑目。悲鸿为什么会死不瞑目，我想是因为他放不下两个幼小的孩子，也放心不下他的美术事业。从我在悲鸿身边工作开始，就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在任何困难面前，他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追求自己的远大理想。他的突然去世，与几十年来不知疲倦的操劳很有关系。
所以，我想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也应该为悲鸿以及他的美术事业做点什么。于是我跟周总理说：“没有了悲鸿，家里就像空了，我也不想到外面去旅行，我想到北京大学去读书，因为我跟悲鸿结婚的时候我是想进大学的，现在悲鸿死了，我还想回到大学去读书。”周总理也很赞成，他亲自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推荐我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我打电话给老家的父亲，让他找了一个保姆给我照看孩子，我就进北大去读书了。
当时在北大读书很不容易，上课的时候老想着悲鸿死的事，一边上课一边流泪，也挂念两个小孩，所以上了两天我感觉还是不行，我要回家跟儿女在一起。当时北大的女同学都劝我不要回去，说你回去还是要痛苦的，你在集体生活里面会忘掉很多。我很感谢她们，是她们把我留下来的。那时礼拜六上完最后一节课午饭也不吃我就往家里跑，因为一个礼拜没有看到儿女了，非常想他们，他们也想妈妈。
徐悲鸿遗产全部捐给国家 唯一住宅捐做了纪念馆
李树森：1953年徐悲鸿先生去世后，您将其遗作一千二百幅，及先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一千余幅，还有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了国家。那年您才三十岁，刚刚而立之年就有如此伟大的心胸，实在难得，您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廖静文：当时我要去北大读书，我想悲鸿所有画作、所有珍贵收藏，还有他那些画册资料，交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方式。所以我把家里的钥匙送到文化部去，交给文化部沈雁冰部长，请他们到家里去把悲鸿所有的画和所有的收藏都清点出来，所有的书也清点出来，都交给国家保存。周总理说：“既然东西都交给国家，那就拿过去造纪念馆吧。”当时才刚解放，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没有钱盖纪念馆，我就把唯一的住宅也捐给国家，做了纪念馆。周总理还亲笔写了“悲鸿故居”四个字。
这个故居是个大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子。此前，悲鸿考虑到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若他比我死的早，我也能有个好的房子住，所以用我的名字买了这个大房子。捐的时候我把房契也交给国家了。
创新的教学体系严格的治学精神
李树森：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具有独特的艺术思想，他对中国美术以及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对徐先生的治学精神和贡献，您怎么看?
廖静文：我不仅爱徐悲鸿，也是他的崇拜者。我同他一起生活，对他最了解，他担任北平艺专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校区、扩充教学规模。原来学校只有中国画系、西画系等，悲鸿添加了图案美术系、实用美术系、陶瓷科、雕塑系等。
悲鸿去找了当时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李宗仁就把协和医院对面的日本小学学校批给了北平艺专，那个校园很大，还有两层楼的教室。
但当时那学校里面还住了很多国民党部队，部队不搬走李宗仁也没办法。悲鸿就亲自去找部队的司令员，还给他们各级当官的送了好几十张画，部队才搬走了。这样，北平艺专终于有了一个能容纳下更多师生的校园。
他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以后，按他自己的构想建立了教学体系。徐悲鸿的教学体系首先要求重视素描。素描是基本功，他认为学哪一样都要把基本功学好才能有成就，所以不管你进哪一个系都要先画两年素描，素描画好了才能画油画、国画。
素描不但要求能对着人体画，还要能默写出来。很多学生不愿下苦工，但是徐悲鸿坚持推行他的教育方法。有时在提前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把学生都叫到礼堂去，叫他们默写。他的教学体系就是要求学生真正地掌握写生技巧，不但默写人的肖像，还要求学解剖学，默写马的解剖，悲鸿说你熟悉了马的解剖就大体上熟悉了其他动物的解剖。
悲鸿作品的魅力我很钦佩，但是我更尊敬他严格的治学精神。悲鸿对教学很认真，一丝不苟，绝不徇私舞弊。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真正的美术人才，为国家美术事业做出最大贡献。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自己的主张，坚持聘请真正有艺术成就的画家任教;曾顶着巨大压力坚决解聘不合格的教授;还劝退过不适合学美术的学生。
他认为每个老师都要对学生负责任。当时有一个画得不好的学生并不是不用功，悲鸿觉得他在艺术上没有才华，就劝他转学。那个学生的父亲非常有名，是梁漱溟先生。悲鸿亲自给梁漱溟写信，说你的儿子不适合学美术，希望你让他转学学别的，也许那样他会有成就。我当时还劝悲鸿：“你管那么多干嘛，你写这个信人家家长看了会难过，人家已经入学了，你就不要再管了。”悲鸿说：“我是对他负责，所以才会给他父亲写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悲鸿的品格和治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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