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2011年12月底，瞿广慈和徐浩在稀奇银泰店第一次见面，当时稀奇做包进展非常不顺利。徐浩在法国待了十几年，在世界顶尖的品牌工作过，想回国开创自己的品牌。两个人一拍即合，一高兴喝了一瓶多威士忌，后来徐浩加入稀奇任设计师。

“他们很干净，是纯粹的艺术家。”徐浩评价瞿广慈和向京，“我觉得我也挺干净的。”他认为中国很多知名设计师没有信仰，今年和明年没有关系，作品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老外觉得“很怪”。很多长住国外的设计师又会臣服于国外品牌，“我不一样，我回来就是想跟他们干，过十几年创造出中国自己响当当的东西。”

5月，我随瞿广慈和徐浩一起到广州看工厂。广州市区附近的永泰村是著名的A货生产基地，不起眼的居民楼里是一家家低劣的小作坊。有一家能够做手工繁复无比的“起鼓”工艺，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摆着四五台缝纫机和两张大桌子，摊着各种难看伧俗、模仿各个大牌的包。出门之后徐浩说，其实这些包的皮子质量跟CELINE差不多，成品就天上地下了。

扎到社会底层的瞿广慈发现现实极其残酷凄凉，“他们给我一张名片，叫王森，其实他不叫王森。为什么？他们生活在灰色地带，这样方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不偷税就没法生存。”

又去了长红村一家中型皮具厂。这家厂有六七十人，一年能做五六万个包，主要客户是韩国以及俄罗斯进出口商。“正月初八我第一次来，厂里还没开工，阿权和阿花正在吃饭，很屌的，不爱搭理我，我也不在乎。中国的工厂基本上生活都很艰难，整天都有人骗。”瞿广慈说。

瞿广慈和徐浩来了好几次，老板阿权才愿意为稀奇加工。“他们的设计很另类，做起来工人很累，我又不缺单子，干嘛要那么累？”阿权解释自己为什么推三阻四。

“假如我们中国的设计师能够做出些品牌，他们就能够转正，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瞿广慈说，“十年后如果我们牛逼了，就能给阿权更多的附加值。”

就在瞿广慈这次来广州之前，阿权又不想做了，因为稀奇的设计特别，质量要求高，工人做出来的东西经常出错，双方争吵无数。“其实他们能做，只是以前没人要求他们。”

第二天，我们又到白云区江高镇去看另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有七八百人，客户包括UGG和Alexander Wang，工厂更正规，产品质量明显更好，但一个颜色的包最低下单500个，稀奇只能下单50个，而且成本要高一大截，瞿广慈和徐浩反复商量纠结。

稀奇的包包等副产品现在不赚钱，一半成本要付店面租金或者给代理商， 1/6成本是生产成本，还有1/3用于公司其他支出。虽然有资金压力，但瞿广慈不打算引入投资者，担心盈利压力太大，不能将稀奇发展成理想中的有竞争力的品牌。“我打算用主产品的利润养着副产品两年，慢慢找到我们的定位和竞争力。”稀奇不打算引入投资者，不过798已经有人用稀奇的盈利模式找钱了。

“只有艺术家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郭羿承说。郭是台湾ARTKEY艺奇文创集团老板，他的公司成立于1997年，从代理齐白石作品的授权开始，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艺术品授权商。“如果是商人，肯定首先关心盈利。把公司、品牌当作一个作品经营，艺术不一定都是要画画。”

郭羿承说，国际上原作和授权比例是1：3，国内连1:1/10都不到，这会是个很大的空间。“更深的作用是帮助中国经济的复苏。罗斯福解决金融危机时提出了一个口号，用美成为帮助销售的一把钥匙，在那之后美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换代，现在中国面临这个节点。现在中国制造业都是给欧美代工，利润太微薄，用美帮助这些企业，将‘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本来一个杯子卖100块，印上齐白石的画之后，变成150块，利润增加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