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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预见、预测和预言之类，我一向有些胆怯，因为我从经验中发觉，事物的发展演变很难被人确切地把握，无论是理性的尺度还是思维的推论，总有其无可避免的缺陷。大到社会运动，小到个人的日常经历，必然性和偶然性，规律与变异，水的作用更大并更具有影响力，我想一切人为的结论都不会是完整的。但是我不是怀疑主义者，用罗素的话说，怀疑主义是懒人的把戏。我愿不断追究，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上获取观察的结论。当有人把这个命题交给我，第一个感觉是茫然，接下来依旧是茫然。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美术形态？好多天来我把头都想痛了，真的，我实在无法说出一个东西来，这方面我简直不自信到了极点。因为我的一贯观点是多元化和多样性，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国度，被一种一律的一元的东西压抑和控制得太久了，一大堆不死不活的权威高高在上，像一座撼不动的金字塔，将文化的生气、艺术的生气剥夺得精光。因此现在没有别的，个人的、多元的、多样的和自由的东西才是我们值得去维护的，在此之外，我难以说出其他什么。请注意--这么做，并不是表明我没有倾向性，我有而且有时候还很强烈。多元化和多样性仅仅是背景，提供给我们宽容的和宽松的气氛，是一种大的和活的生态环境，有了它，艺术家和批评家就有了自由发挥和自我肯定的机会。
换句话说，肯定多元化和多样性并不表明我们的胃口变成了一只口袋，把一切杂物一古脑地往里装。正好相反，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谈得上坚决的肯定和彻底的否定，因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只是个人的角度和立场，只代表个人的观点。引用西方人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我仍然感到许多人思维的陈旧和僵化，动不动表现出真理在握的模样，他们躲在真理这个上帝后面，看不到他们自身的面目，开口闭口责任道义和理想，开口闭口民族国家的尊严。我的发言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艺术家有中国的艺术家那样沉重，那样痛苦，似乎中国的艺术家天然地担负着振兴国家和民族艺术的历史重任，一个美国的或欧洲的艺术家在从事艺术活动时不会这么考虑，他的艺术不是为了振兴什么，而仅仅是个人的自由的活动。就如周树人的弟弟说的，写作首先面对的是人，背后才是国家的和民族的。很长时间内，我们被那种清一色的观念和论调弄得情绪压抑心情灰暗，从为政治服务到为钱袋服务，存在一根非常清晰的线索，既然中国需要国际化、全球化，那么谁能“化”我们，我们就急急忙忙奔着谁去--如果这是一种宿命，只能像阿Q那样骂一句“妈妈的”了。
我们的“需要”什么和“实际”是什么之间落差很大，需要是愿望，实际是现实，愿望可以弥补一些现实，但是就根本而言，现实是大于愿望的。譬如--我们需要做老大，需要别人来朝拜，以装点我们老大帝国的面子，而事实上我们是可有可无的配角，我们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我们是“他者”，是“被看者”和“被选者”。是啊，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堂堂中国的艺术怎么能够落到如此地步呢？结果是，讨论艺术本身变得不重要了，因为讨论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情况下，严肃的探讨几乎是空谷足音，有的只是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是如何“化”到“国际”上，被承认和哄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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