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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禄丁
宋庄有一潭野水，乃修六环高速取土挖沙形成，因湖面常现烟锁柳岸，雾气昭昭，故“宋庄教父”老栗取名“雾塘”。放眼望去，这一汪人造湖周边杵着姿态各异的建筑物，分别是栗宪庭、方力钧、祁志龙等当代艺术同仁的宅邸或画室。2011年夏，孟禄丁工作室也迁居在此水旁，我们造访的时候湖边还在动工，春风狂躁地卷着黄沙，苍茫之外还颇有点身处世外之感。
孟禄丁，北京人，生于河北，1979年考入中央美院附中，1983年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上世纪90年代初前往德国学习，1992年移居美国，任教于美国理德学院。2006年回到国内，其主要创作在北京。
当被问及为何会选择出国时，孟禄丁淡然慨叹：“如果不是没有办法谁愿意离开本土呢?那是个特殊的年代，中国美术馆已经不准展览抽象作品了。那时候从北京、上海走了很多人，大部分怀着赤子之心去国留学，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在长达16年的旅居海外的生涯中，艺术家虽不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感叹，但也难解“独在异国为异客”的思乡之情，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国，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
旁观者的叛逆
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孟禄丁，童年成长于文革后期，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回忆起那段时光，孟禄丁感慨道：“我们那一代人很幸运，虽然都经历了，但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小学、中学是文革后期，长大后没有赶上上山下乡、没有插过队，也没有失去读书的机会。相对于更早出生的人和父辈，我们更像革命时代的幸运儿和旁观者。”
孟禄丁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常年都在外地修路架桥。用孟禄丁的话来说，他的童年就是“没人管、没人疼、没人爱，现在自由散漫的性格应该就是那时养成的”。小学以前，孟禄丁和外婆生活在河北保定。当时保定市武斗特别严重，市第一医院和263解放军医院相邻，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经常发生武斗。“我当时就住在两个医院之间的居民大院，晚上就能听到他们互相开枪的声音。”孟禄丁回忆道，“但是，儿时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感，枪战结束以后还去捡子弹壳，大家都喜欢信号弹，一点燃起来是有颜色的，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印象。”如果说，文革给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的话，那么，对孟禄丁而言，这一场浩劫只不过更像有些恐怖的游戏罢了。
更有意思的是，孟禄丁最初的艺术启蒙也和这场文化大革命挂上了钩。“文革后期，街上到处都是批林批孔的大字报，母亲就领着我去街上临摹那上面的漫画，后来觉得临摹的不错，就给我请了美术厂的老师，教我画画”。这是孟禄丁对进入艺术殿堂最初的描述。但孟禄丁的父亲并不支持，他经常对孟禄丁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7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孟禄丁的父亲仍是坚持让他考大学，并一气之下撕毁了他的一些速写习作，希望借此能够打消孟禄丁的艺术梦。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孟禄丁对艺术的渴望，1979年，美院附中恢复考试，他孤身一人踏上了求学之路，“当时真可谓两眼一抹黑!”孟禄丁笑着说道，“我对中央美院附中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当时全国只招40人，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没有考上附中，我都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当时入学考试除了考素描、色彩、创作、速写还有文化课，而孟禄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美院附中，发榜时录取成绩排序，他是001号。自此，孟禄丁的父亲终于不再反对儿子的选择。
中央美院附中是1953创建，校长丁井文带团去苏联考察，回来后他们就拿着列宾美院附中的建筑图纸，在中国美术馆隔壁隆福寺，盖了“如出一辙”的附中教学楼。同时，他们也带回了大量素描范画，从此，附中开始了正统的苏派教学法。作为恢复附中后的第一届，孟禄丁学习的也完全是苏派现实主义的写实技巧。而当时附中军事化的管理和学习，更是让孟禄丁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他不禁笑称：“那可是童子功!”
4年后，孟禄丁如愿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而大二那一年，他的艺术之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孟禄丁与张群一同创作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以改革开放打破禁锢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前进中的国际青年美展”中，巨大的男女裸体，超现实主义的绘画风格震惊了全场，这幅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与当时还沉浸在用写实艺术讲故事、讲道理的现实主义艺术格格不入。谈到这幅作品创作的前因后果，孟禄丁回忆道：“当时的艺术界正沉浸在文革后的伤痛中，川美的伤痕美术，对现实的描绘给那些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造反派，后又上山下乡的人带来很大触动，并成为艺术圈，乃至文化圈的主流，但这些对于我们从附中直接上来的学生来说，并没有太多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从附中开始一直都在接受西方艺术教育，虽然我们也去农村写生，但是我们写生时，看到的风景都是塞尚的风景，我们写生时总想在中国找到塞尚作品中的那几座山。”于是，孟禄丁与张群凭借着反伤痕美术的一腔热血，创作了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这幅作品作为“85新潮”的开篇之作被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所铭记。2006年，它被泰康人寿以627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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