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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Heinz-Norbert Jocks
本文发表于《艺术时代》第22期
记者：希克先生，您在中国艺术界就像是一个明星。在我们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很想知道，你刚到达那儿的那段日子是怎样的。
乌利·希克：这纯粹是一个巧合，我在1979年刚刚开放初期前往北京。在那之前，我和你一样是一名记者，为Ressort Wirschaft工作。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我道出了事情如何，应该做什么，并且围绕其进行评论，但我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我想自己动手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去了辛德勒公司。一个中国代表团给我们带来了向中国进军的想法。这是一次充满诱惑的冒险。在八十年代左右，几乎没人敢冒风险去那儿投资。没有人提供最新的技术，中国人急需一个范例和有意愿的西方投资者。曾是记者的我敏锐的察觉到了其中的潜力。但这也意味着，所有事情我都要与中国一起协商和筹备。因为对这个国度一无所知，我从香港过境，希望能够从那些中国通处了解到那儿的人如何做生意。但我很快发现，他们所给出的建议都已经过时了。邓小平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得从头开始。
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有外资的企业。谁来做决定？是否有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策如何落实？如何核算盈利和上税？所有在我们的法律中已规定的事项，对中国人而言都是全新且需要进行协商的。尽管对中国一无所知，我们最终也并未如以前所担忧的遇到大的阻碍。这个合资企业最终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模式。这个试点企业对西方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所以要将这个概念推广出去，也是相当的困难。当时的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避免的遇到很棘手的问题，如何让市场经济的合资企业成功的适应计划经济，以及如何确保在中国投资的安全。当时有一种不安全感，担心是否发展的车轮明天就又倒了回去，对中国人也持保留态度，担心他们是否会吸收了这些技术然后作为己用。形势显得不可预见。
当然，到了今天，最初那些巨大的怀疑都已经被忘记了：如今约有60万家已注册的有外国投资的企业。当初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中国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向大国发展，我也一样。但我清楚的知道，这必将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将会谈到的当代艺术也一样，无法详述，但我预见到它的发展也将具有重大意义。关于这点，今天已不再有任何疑问。
记者：当时北京的生活是怎样的？您与中国人之间有联系么？或者与他们之间有建立友谊么？
希克：是的，相当多，因为我有两千名同事。我当大使以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入到基层去，同时也探访到了低收入群体，艺术家，以及生活的各种阴影面。艺术家们很乐于进行交流，因为他们对西方的艺术产业，对艺术品商人和收藏家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不认识任何可进行咨询的艺术品商人。后来外国人来来往往，说他们正为筹备中的欧洲展览寻找作品，而艺术品商人则许诺了一堆空头支票，未支付任何报酬，或者保留了这些作品不再送回。对很多人而言，我成了这类事情的唯一交谈者。
记者：如你所提到的，在最初的阶段，尽可能的交流都异常困难。
希克：是的，一直都小心谨慎。最开始我只能看到一些允许展示给我的与工作相关的现实片断。但这些远远不能满足我。除了工作，我还希望能够有别的途径来了解这个我工作的国度，中国当代艺术就是这样一个途径
记者：为什么？
希克：因为如果成长在普通平民家庭，瑞士艺术家，如19世纪的Albert Anker，也会将其生活反映在画中。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此不感兴趣。直到大学以后，我通过一位朋友接触到当代艺术，和他的讨论中感受到现代艺术带给我的强烈冲击。我想，这门新艺术是如此的有血有肉。然后我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当然我也同样尊重传统艺术。
记者：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有何不同之处？
希克：不同之处在于，既没有一个艺术经营体系，也没有当代艺术的艺术品商人或博物馆。1979年曾第一次短暂的出现了“星星画会”的公开展览，警惕的政府当局也到了现场。那之后，当代实验艺术就转入地下了。
记者：你和这些艺术家有过直接接触联系么？
希克：我是通过中间人获得了关于这些艺术家的照片材料。此外，我还与一对夫妻成为了朋友，Jerome和Joan Lebold Cohen。他是一名律师，有大学和政府关系，被视为在中国最知名的美国律师。他的夫人是一名艺术批评家，当然也许没有达到西方的评论高度，但据我所知她是第一名来自西方并系统研究了第一代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人。因为进行学术研究和承担官方任务，她同时也关注官方艺术家。她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拜访任何想拜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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