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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胡一川(左)与徐悲鸿。
胡一川油画《汕头风光》
“胡一川油画上‘英雄主义’的人文情怀、艺术情怀,如今已被湮没在‘安乐主义’的岭南美术风格之下。”艺术评论家谭天在参加胡一川诞辰100周年纪念展后抛出了这样尖锐的观点。
本月19日,“胡一川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美术学院启动,许多全国知名的评论家慕名而来。82件封存于广州美院仓库的胡一川作品拂去尘埃展现于人们眼前,其中包含了他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油画作品。一幅幅深沉凝重的画作,在美院美术馆的展厅里首次聚集在一起,仿佛召唤一个未曾衰竭的灵魂。这个被记忆为“广州美院第一任院长”、“新兴木刻运动史上重要的开拓者”甚至是“革命艺术家”的逝者,为何晚年的油画探索在广东未被充分认识和发掘?
“从我的角度上看,也许胡一川的艺术在下一个时代会被重新发现,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完全读懂胡一川。”广州美院教师吴杨波说。南方日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带你了解这样一个“还未被完全读懂”的艺术家。
影响被列入美国教科书的艺术家
美国俄亥俄州玛斯金格姆学院美术系主任孙焱此次特地赶来广州参加胡一川的研讨会。他告诉大家,2001年他在美国看到一本艺术课本《与艺术共存》,胡一川和他的代表作《到前线去》在书中被专门介绍,成为中国唯一入选这部美国教科书的画家。“这本书是美国的文理学院学生必修和选修的艺术课程,胡一川代表着中国画家。”
早在2002年,美国俄亥俄州就举办过一次胡一川画展。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朱丽娅·安德斯教授在专题讲座里说:“胡一川是人们认识中国当代美术的一个窗口。”
面对西方的认可,胡一川在中国、在广东,并没有同年代的董希文(创作过《开国大典》)等油画家那么著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胡一川投身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创作过《饥民》、《流离》等木刻作品,之后又投奔延安“鲁艺”,这让很多人对他的记忆仍然停留在“革命艺术家”的层面上,而忽略了他还是一个大油画家的事实。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胡一川一直在坚持油画探索。从他早期一举成名的革命历史题材油画《开镣》,到晚年大量描绘中国南方风景的油画,形成了没有间断的体系,只是这些成就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引起关注。“现在回头来看,就像法国当时不认识梵高一样,胡一川独特的绘画风格现在才开始被重新认识。”胡一川研究室主任杨尧说,在百年来油画中国化的命题中,胡一川的油画有独特的中国味道。
际遇文革时在广州美院扫过厕所
胡一川1958年随中南美专迁到广州并一手组建广州美术学院,这成为他一生中的拐点。他在美术界辈分和资历都很老。解放初他跟随部队接管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任该校首任党组书记。据了解,中国的8所高等美术学院有6所在创建年代与胡一川的直接领导和组织有关。
来广州之后,胡一川任广州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而为大多数人所陌生的是,他在广州创作了大量油画。
1958年到广州之后不久,胡一川的人生也开始遭遇一次次风波。1964年“四清运动”,胡一川“靠边站”,被下放到农村去,直到1974年才回到广州美术学院从事后勤工作,而之前他还曾一度是美院大楼的“保洁员”,扫过厕所、扫过大街,但他却从未因此灰心和颓唐。
胡一川的弟子、广州美术学院原院长郭绍纲回忆说,胡一川1974年恢复工作后,提出要走出去画画,后来他自己去了汕头,创作了《汕头风光》。郭绍纲认为,这幅画堪称他一生的精品。“用简洁的手法表现了非常丰厚的内涵和精神寄托,达到了极致。”
1982年,胡一川的夫人去世,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当时他已恢复广州美院院长一职,但他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当顾问,不再担任院长,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纪念我的夫人。”在这之后,胡一川在学生陪同下赴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广西、贵州、新疆、甘肃多个省区实地写生,艰苦作画,创作出80多幅油画作品。到1993年,胡一川还去了延安写生,“83岁还能够外出写生,说明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这是非常难得的。”郭绍纲说。
胡一川的大女儿胡珊妮回忆说,“父亲当时享受副省长级待遇,但是他从不铺张,出去写生从来不找当地领导,只住5元钱以下的小旅馆,吃大排档,自己背着画箱。他不想给学校增加负担,他曾这样说,自己少花点钱,别的老师就可以多点机会出去写生。”
“晚年他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广东人,在广东的名气不是很大。”胡珊妮说,父亲比较清高,从来不卖画、不送画,不和官方有来往。2000年他去世时,包括儿女给的医药费,他的存款仅有2000元,子女把这2000元全部用来交了党费,并把他的骨灰洒到大海。从此他在广东似乎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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