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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一个人之所以成名，首先要“术业有专攻”，即在本专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创见，而何以形成创见，非要广闻博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最后熔铸一炉，自成家体。大千先生艺术沿革，此处不表，单就其信中数次提及着目寒先生代为其收藏古书画，就足见大千先生艺术取法路数之正、代价之大，远非一般画手所能比拟。大千先生收藏极富，其收藏并非为了炫富，而是为了能直接面对原迹取法。如在一封致目寒先生信中言：“去年所见宋人赚兰亭图，兄断为居然、又有宋元画册页一牛望月而喘、一络腮牧人扶杖，此二幅时时往来于心，乞设法先照来”。在另一封信札中大千先生着目寒弟询问某藏旧画之周姓后人居于台湾何处，为的也是想要收藏其手中所藏两部宋元册页及宋人沈子蕃所绘缂丝青绿山水轴。而且在信中特意叮嘱目寒“此三件兄有意得之，弟如寻得，可与讲价，托言他人，千万不可说是兄买”，因为：“一知为兄，则价钱将抬高也”。这些信读来极是有趣，盖大千先生收藏是为了学习，但在旁人看来，你张大千有的是钱，既然你要买画，价钱肯定高。所以为了能收藏到自己的心仪之物，不得不委托目寒弟代为讲价。这也见得出大千先生好古、崇古之深。即如其二哥张善子说“八弟季爰嗜古如命，见名画必得之为快。甑无米、榻无毡，弗顾也。”张大千不顾一切收藏眼见心爱之物，得宝后并不就压了箱底，炫富斗奇，而是为了能日摹巨迹，深加研究，而且他收藏了古字画，并不就自己独享，而是与大风堂门人及至好亲朋同享。在一封信中大千这样写到：“每年皆须外出旅行，友朋门生往往借观”，说的就是其原来在成都时，收藏了很多古字画，每年外出旅行，总是随身带着古旧字画，以便让门生故旧至好亲朋借观，这不由不让我对那些曾经随伺大千左右的门人表示欣羡。就像台静农先生当时在四川江津时，喜欢倪元璐的作品，每天以临摹倪元璐的帖子，张大千知道以后，就检出其自藏的倪元璐的几件原作送给台静农，让其直面原迹。此种爱古、尊古但不吝啬的作为，五百年来怕真是无人能做得到。大千先生入古之深，除了与他广为搜罗历代名迹有关之外，还与他购藏之后详加研究行诸文字有极大关系，就是从学理上对旧物进行仔细比对。比如其收藏了大量的石涛作品，可谓海内第一，他不仅从石涛原作取法，更是对石涛所作字画详加研究，最后还写成一部《清湘老人书画编年》，致信目寒将此部编年稿寄给他，还说“待志希（罗家伦）所藏即可付印”。如此说，大千先生临摹石涛以致乱真，是有理由的，试想，连他拥有如此多石涛原作又极具才情的画家都临摹不像，实在毫无道理。也正为大千先生有这样的物力、心力，才使得他对自己的鉴赏眼力颇为自负，其在《大风堂名迹》序中写到：“世尝推吾画五百年来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透过这些文献史料，我们就可得出，大千之所以成为大千，主要是其在艺术本体上的自觉研究和高端取法，如果他没有在术业上有专攻，倘若没有他如此爱古、习古、化古的心力，即“业”不立，他就是将牛皮吹上天，怕也是幻梦一场。
其二，大千先生是用生命在真诚交友待人。一个人仅有天分，不足以感人，也无以成事。他必须得有一批志同道合、情同金石的挚友。张大千是个喜爱热闹的人，他喜欢交朋友，喜欢和好友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好朋友若不与他信，他就会落寞。他是有些怕寂寞与独孤的，但凡友朋有求于他，哪怕他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他都会舍命陪君子。大千先生身上颇有些江湖做派，这与他早年在匪帮当过一百天的刀笔师爷有关，好在他后来离了匪帮，入了文行。但他把江湖做派中情重金石、两肋插刀的义气用在艺术生活中，使得他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因此每次他的画展或者其他诸事，如迁家安居等，都有众友相帮。那些朋友之所以愿意帮大千先生做事，那是因为大千先生从不会亏欠任何人。他付出的情义比他获得的情义要多得多，但是大千先生从不会算计这些，对他而言，朋友，是灵魂的依托。此批信札中有一封信述及其香港至友高岭梅二十余日没有给他写信，这就使得大千先生十分落寞，他给目寒信中说“画展闭幕之日得弟书，得诸友之助，至为圆满，欣甚幸甚，惟至今已逾二十余日不得岭梅之书，又甚怅然”。那么，大千先生以生命待友的方式之一，就是赠画、赠物，大量的赠画。朋友的寿诞，赠画；朋友的父母长辈寿吉赠画，给晚辈、门生、家人也是赠画；感谢朋友帮他做事，赠画；年轻时赠画，成名时还是赠画；得享大名时依然赠画；在八十五岁生命将尽的时刻，依然在为门生题赠诗文而倒在画案，即或是生命垂危，还让家人抱二十本自己的画集，要尽力题赠诗文给门人。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赠予过程中升华为浓浓的情谊，而受赠者不仅在当时感受到大千先生的深情厚谊，就是在现在，依然能享受到馈赠的福报。试想，这样以命真诚待友的人，人们不能不怀念，也不能不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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