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主任、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教授(资料照片)
10月18日，古城宜兴变成了雕塑精品汇聚的璀璨艺海——“徐悲鸿奖·2009宜兴中国城市雕塑大赛”赛果在这里隆重揭晓，33件获奖作品水准之高、形态之美令人赞叹不已。
潘鹤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像》、叶毓山的《愚公移山》、钱绍武的《董仲舒像》……老一辈艺术家的力作满蕴情感，技法高妙；凸现宜兴紫砂艺术的《茗源》、讴歌梁祝故事的《蝶爱》、极富生活情趣的《自行车—雨季》……中青年创作者的作品新意迭出，夺人眼目。“这是中国雕塑界高规格的一次盛会，代表了当前中国城市雕塑的最高水准和整体走势。”据著名雕塑家、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主任、中国雕塑院院长，本次大赛艺术主持、评审委员会主任吴为山教授介绍，大赛于今年5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全国600余位雕塑家的1080多件参赛作品，经过多次严格筛选后，最终评出成就奖五名，优秀奖十一名，创作奖十七名。
为了给获奖作品安个永久性的家，宜兴市在新城区核心部位辟出30多公顷土地建“中国城市雕塑公园”。用该市市长王中苏的话说，这里将成为“宜兴市民文化休闲与精神栖息之所。”
从单纯的“点缀”到整体景观的组成部分，从无人关注到自成一格，从艺术家的自我表达到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享受，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城市雕塑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日益受到各界重视。什么样的城雕作品能够流传百代？中国城雕现状如何？前路怎样?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专访了吴为山教授。
从科技符号到公共艺术品——城市雕塑的历史演变
在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雕塑艺术可谓光芒粲然:原始神迹、夏商意象、秦汉朴雄、唐宋煌煌……将一个个时代的风貌镌刻成永恒。而城市雕塑的渐兴发展又可追溯至何时?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自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广场和街道上出现了许多殖民者树立的欧式纪念性雕塑。但是，这些烙上殖民与被殖民印记的雕塑与中国文化毫不相干，相反，却成为中华民族蒙受灾难和屈辱的历史证据。真正体现民族文化价值的城市雕塑在‘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出现。”吴为山说。
据吴为山介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批留学西方、思想进步的雕塑家，如江小鶼、刘开渠、李金发、郑可等人，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回到祖国，创作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纪念性雕塑，以此鼓舞人民斗志、颂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至此，具有民族精神的现代城市雕塑破土萌芽。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一批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建设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坐标，在艺术手法、艺术形式上受苏联影响。在随后的“大跃进”、“文革”期间也出现了一大批城市雕塑，虽然题材单一、语言程式，但也是中国城雕发展进程的一部分，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文化包容的心态重新审视其存在的价值。
“1978年对于中国城雕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让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城雕也呈现出飞跃发展、百花齐放之势，这是思想解放、生活方式变化的结果。”吴为山说。他总结了这一时期城雕的几大变化——在题材上，从单一表现政治历史发展到普通生活的具体体现，比如《珠海渔女》、《开荒牛》等，还有立于北京王府井街头的那些历史生活的场景，表明以人为本的精神正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在表现形式上，由过去的单纯写实发展到抽象、意象、唯美、符号并存，这说明人们的审美视野扩大、艺术形式拓宽、艺术发展多向，比如“五月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群雕等作品；在材料上，从石头制作发展到不锈钢、彩塑，甚至还有水和声光电的运用，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在空间上，不再仅限于广场中心、学校和厂区门口，这标志着人们对雕塑的认识观念有了很大提升。
“仅从30年来城雕主题的变化，我们也能看出它的与时俱进。”吴为山把30年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科技符号，因为当时正值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期，全国600多个城市，尤其是开发区，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第二阶段是天鹅群落加少女情怀，因为这时正值居民小区和街心花园建设快速发展期；第三阶段则是传统风情和历史人物，因为此时正是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目前是第四阶段，城雕日益显示出其公共艺术品的属性，因为市民对城市建设的参与热情正在提高。”总之，经济增长、社会开放为城市雕塑的兴建提供了条件，城雕已经成为相宜于建筑、广场、绿化、景观的要素，成为广大市民需要的重要精神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形象符号，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