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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面临拆迁的将府艺术区跟东营艺术区的情况并不一样，将府艺术区并没有被纳入到政府征用土地的范围内。将府艺术区属一地两租，存在着两个开发商。在通过将府将近半百个艺术家几次的区政府和市政府的上访，开发商为避免“两败俱伤”，决定在艺术家的合同期满后再做打算。据悉，将府艺术家与开发商的合同还有4年时效。但是将府艺术区从一开始就风波不断，拆迁之事也造成将府数位艺术家顶受不住压力而搬走。据将府艺术家张小涛透露，从2006年搬进将府艺术区就不断有稽查大队贴勒令拆迁的公章贴条。将府艺术家通过几方商谈，和开发商谈，和政府商谈，最终得以暂时保住。
“边走边看”的拆迁大戏
纵观如今的北京艺术区，北边至上苑，西边至香山，东边有宋庄，南边也有，甚至顺义、怀柔都有艺术村，整个北京形成了一大片的艺术家村，大大小小的艺术家村总计数十个，但为何却频频面临拆迁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否就不可调和与避免？答案恐怕是未必！即使“拆”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果能很好处理好“迁”的问题，“拆”本身也就不足以成为艺术家问题了。困扰艺术家的只是半年一搬、一年一搬，搬家需要的经费、资金，以及装修工作室所需要的时间；每两、三年要预算多少资金，多少时间来搬家是艺术家最大的困难所在，更何况艺术家还得坚持做艺术。
批评家高岭表示，如果分散在朝阳区崔各庄乡一带村落里的艺术园区面临着拆迁的话，是不是朝阳区应该考虑有一种方法，开辟一块地方，集中地由区政府出面，和开发商合作，作为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区来规划，这样相对来说就会显得稳定。“应该给朝阳区政府或者是北京市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在未来的建构，北京作为文化、政治中心的初衷，文化中间的艺术，艺术中间的视觉艺术，究竟如何能够繁荣地发展？仅仅靠高等院校，靠高等院校里的教师和高等院校给艺术家教师提供有限的工作室，仅仅靠有限的几个官方美术馆是不够的。应该把重点落在具体的措施上，比如说规划几百位，一千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比如艺术家历史形成集中的朝阳区，如果在朝阳区开辟这样一个地方，如何以低成本的土地租金，提供给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优秀艺术家，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
徐勇则表示，今天798周围地区的草场地、索家村、费家村等艺术区面临着被拆掉，艺术家生存环境面临着被破坏的状态，主要在于艺术家的存在和政府利益显然在现在看来是相悖的。由于望京地区的城市规划建设，政府将政策推而广之，环绕整个朝阳区郊区部分的用地，给予农民一定的利益置换，把土地置换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被忽略的实际上就是艺术家群体。“艺术家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由于政府特意的规划，也并不是由于当时农村乡政府的一个规划，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状态。这个状态由于艺术家人口的增多，牵扯到几百户、上千户的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对此，徐勇觉得艺术家应该联合起来，形成呼吁力量，让政府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除了要照顾农民的利益，也不能忽略艺术家群体的现实存在，给予艺术家群体以适当的条件或者给予一种方案，拿出一种安排的方案，因为这个群体对于北京城市的文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6月10日将府艺术家集中上访朝阳区政府
在过去，艺术家群体总是自发而形成一种村落、艺术区状态：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艺术区，从798艺术区到798周边地区催生的艺术区。而如今这种状态面临着一种转变，艺术村落由过去的自发性质越来越趋于规划的文化产业聚集区，北京五环边上崔各庄乡矗立的“崔各庄文化产业聚集区”牌子已经显示了规划的痕迹，但即使这样树立起来的牌子都不能保证这个地方的艺术区不会面临拆迁，除非这里也像宋庄镇政府那样明确的出台搞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当然，目前为止的朝阳区几个艺术区面临的拆迁问题也不足以可以完全说明朝阳区就铁定要对艺术区“痛下杀手”，毕竟之前798的保留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而将府艺术区也在闹得沸沸扬扬之后能确保艺术家可继续完成合约剩下的4年，东营艺术区也没有在10月1日之后就“大难临头”。而尽管索家村与费家村前途未卜，但有关拆迁艺术家能得到的相应补偿也都得到允诺。这场“边走边看”的拆迁大戏比人们想象中的来得缓慢，眼下很难看出到底是艺术区被多拆了几个，还是艺术家又多“迁徙”出了几个艺术区。
另外，由于拆迁危机给艺术家造成的人心惶惶使得一部分艺术家纷纷奔赴宋庄的“安乐窝”，宋庄艺术区的租金由于艺术家的增多也有相应上涨，但相比朝阳区也算实惠，宋庄可谓占尽这场拆迁戏的“便宜”。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昌平区政府也正忙于大兴改造兴寿镇上苑艺术家村的5个村庄，准备在年底前形成京北艺术家集聚区，以便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入驻。海淀区政府也开始有所行动，搞起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紧随着4号线地铁的陆续开通，交通的进一步便利，他们也希望在当代艺术方面有所作为。这样看来，朝阳区并没有非得让这场拆迁大戏来得太早的必要，不妨边走边看，这样既不易让相邻地区“趁虚而入”，又能纵观大局，作出自己冷静的判断。也许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朝阳区艺术区“全军覆没”的说法，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怎会轻易在这样一个已经很“明智”的年代上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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