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我跟他讲人对自己的命运很好奇,所以用很多办法去了解自己的命运。
我的第一个个展是89年的5月,大概二十几号,办了一个下午的展览。原来是要办十天吧,因为交钱是交了十天的,后来因其他原因没办法继续了。(在此之前)在学校办展览,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基本上是很困难。后来是什么原因突然同意我办展览了,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好像学校也开始改革,学校美术馆经常闲着,后来说老师可以办展览,但是要交一定的费用,而且展览的所有内容都要审查,如果出了问题,由办展览的人自己负责。我当时画的那些画审查是没有太多问题,除了有两张画。当时我们的院长特别不喜欢我,他老觉得我思想反动,对我特别不满意。他说有两张画要特别问我一下:是不是跟意识形态有关系?我记得特别清楚。画面表达的是一种自囚的状态,我就跟他朝另外一个方向解释,谈生命哲学,宗教。他说你说的宗教是什么宗教?我说艺术中的宗教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基督教、天主教,艺术谈到的宗教是精神上的东西。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感兴趣,画了一个看手相的人,他也问,看手相是什么意思?我跟他讲人对自己的命运很好奇,所以用很多办法去了解自己的命运。
那是第一次,也没钱,是成都的一个朋友赞助,就很简单的用了一个黑白的请柬。这个朋友说“张哥的展览我要赞助”,就赞助了两百块钱,当时他是做生意的。那是我第一次展览,专门写了一个“谨以此展送给我的母亲”。那个展览对我很有意义,因为要做展览,我每天画画,大概展出了有四十多件作品。还巧了,吕澎来拍录像,还拍到了一小段,包括展览的开幕。他当时要写《1985—1989中国现代绘画》,黑皮的(那本),他和易丹一起合写的。他拍了一小段我在家里画画(的情景)。家里条件有限,只有12平米,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我画画的桌子是我的一个木箱,是从知青(那会儿就)带过来的,装着我的私人信件什么的,上面放一块玻璃,是我的桌子,也是茶几,也是画画的地方。我在那上面画,所以只能画(箱子)那么大。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不习惯立着画,只习惯趴着画。在画布上画时我觉得不好,因为线条不好把握,就是因为那会儿长时间没条件这样画画。
《手记》:有一个小说叫《死屋手记》,讲西伯利亚囚犯的故事。
1989年以后,没有展览机会,也不可能办展览。有两年的时间基本上大家都生活在一种沉默的状态。像我们学校最明显的就是89年以后,打麻将的人迅速增加,你走到任何角落都能听得见麻将的声音。原来学校老师还不好意思,只是周末打一打。后来就从白天打到晚上,我有个学生打麻将打了四年,一直打到吐血。那天开毕业总结会,我就跟他们一个一个谈,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印象是什么。谈到打麻将,本来他是很有才华的,但是这几年的才华主要用在麻将上了。其实我是知道的,只是没问。当时他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感谢老师,反省自己麻将打得太多。
我也感谢那几年,把人从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突然一下拉回到现实里边,对我个人来讲,不是拉到一个火热的现实里边,是拉到一个很安静的现实里面。也就是说,本来就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人,更像一个宅男(了),基本上不出门。所以才会有《手记》这个系列,1991到92年,那两年的状态基本上和外界没有太多的关系,写信也写得比较多。包括为什么(作品)起名叫《手记》,我记得当时跟毛旭辉提到,因为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有一个小说叫《死屋手记》,讲西伯利亚囚犯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所以我的这个系列也叫《手记》。但是(我的)《手记》的内容不是关于因为犯罪而被关起来的囚犯,是一个自囚的囚犯,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处于一种自囚状态。
进京——挑战
北京:带了两万块钱,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提了一个包到北京。
二十年间我始终在北京和西南两地来来回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一直就非常向往首都北京,每年都要来北京一趟。昆明到北京太远了,当时的火车还没那么快,我记得要坐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那样的情况下,我每年还坚持来一次,采采气,看看这么大的首都,自己的心胸弄得开阔一点。后来到了四川以后,可能稍微近一点,慢慢的也认识一些在北京的艺术家,大家有时候就有机会聚在一起,看看工作室。我特别羡慕像老方他们那些大工作室,一直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来北京,而且很早我记得老栗就劝我来北京,但是(我)有单位、有家,就这样一直在考虑,几年就过去了。我记得92年当时就想来北京,但是走不了。后来,98年,我说不行,一定要在北京建一个点。于是在花家地租了一个房,曾浩当时被他们学校开除了,我跟曾浩讲,我俩合租这个房,这样我来得少,你来得多,我偶尔来一下,有个地方可以住。后来,我就来待过一个星期,基本上他在用那个房。完了觉得还是不行,后来有钱了,干脆在北京买一个房,这样的话,来到北京,也可以画画,也可以见朋友。选的地点要靠近通县,所以就选了现代城,那时候现代城刚开盘,我就选了一个有一间卧室,厅比较大,可以画画,这样就买了房。当时想主要肯定在成都,因为家在那,完了以后,北京建一个点,这样两边跑一跑。到了99年,情况就变了,因为展览各方面,包括好多事都跟北京关系越来越多,后来就在想这怎么办?全家搬到北京也不现实,正在这个时候,家庭出了问题——离婚。失望之下干脆把还没用过的房子卖了。成都绝对不呆了,在成都翻了船,成都绝对不呆了。当时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回昆明,因为昆明是故乡,还有一帮朋友,在那会很舒服,气侯也好,生活也甜蜜;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到北京,到北京就比较陌生,也不了解情况,没生活过,不知道。我先到云南待了一个月,当时心情也不好,状态也不好,就在大理待了一段时间,又在昆明待了一段时间,找个小房把自己关在里面。后来想想,太熟悉了这个环境,也没劲,就打了电话给小波,小波当时已经到北京了。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房可以租,他说你想来吗?我说你帮我租一个房,很快就租到花家地那个房。他打来电话说这边有一种房可以画画,要不要来?我立马就来了。带了两万块钱,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提了一个包到北京。房东开始跟我谈条件谈半天,我说这样,你别说了,我这有两万块钱给你,你把房给我就行了。他一下子对我特别好,他说那你有没有东西?我说什么都没有。他把床垫给了我一个,我就可以在那生活,这样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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