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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工作室
80年代——中魔
家庭：其实我的好多画都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画出来的
我十八岁独立以后，好像跟家庭的关系就不是精神交流的关系，就是血缘的关系，正常血缘关系的一种家庭氛围。
我和家里面的人从来不谈艺术。因为我考美院，家里的人首先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们对艺术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知识，也没太多兴趣。所以，也就养成了我和家里面的人从来不谈我在想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在读什么书，我在画什么，很长时间他们都不了解。他们可能有时候也想了解我，但也不知道从何谈起。所以久而久之，我也不会自己去跟他们讲，我喜欢什么什么，像个疯子一样去讲——不会。回到家里边，谈的都是跟家有关的事，或者在家里面听他们谈。
我在家里画，我爸我妈有时候也看一眼，也不说什么就走。原来他们还不太愿意，因为会弄脏、弄乱。后来希望我留在家里面，就专门给我腾一个房间，叫我在家画。我自己认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的那套《一周手记》，就是在我父母家画的。那段时间不想见人，天天待在家里面画画，也很安静。我妈有时候过来看一眼，然后就放心地回到他们房间里面去。我们家院子11点就关大门了，出去了就回不来。所以干脆在家慢慢画，画了好多东西。其实我的好多画都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画出来的，他们知道，但也不会问：你画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好象没有愿望希望他们理解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谈两句，感觉他们也不太懂，也没兴趣，然后就算了。反正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完了该干嘛干嘛。我觉得这样挺好，很单纯。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这就是我的生活，上完课，回到家就自己画画，画我想画的东西，完了就靠朋友之间互相鼓励，所以，那会儿就写信写得多。写信也是互相鼓励的一个东西。像我和毛旭辉通信都是谈的这种感觉性的东西比较多，谈的过程中间自然就会有一些启发，会有一些想象，也会有一种精神上互相的一种支撑。对艺术的判断，对文化的把握，那会儿主要是靠读书来把握这个东西。生活中很难有人来跟你讲，你应该怎么画，老师也不可能来指点你，前辈来看你的画都沉默，不说话，你很尴尬的，何必呢，还不如自己画画。朋友之间(范围很小)，互相有一种支撑就可以了。偶尔有时候可能会从外地来一些人，看了以后觉得你画得不错，听到几句表扬，心里面就很高兴。然后杂志上发表两次，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很知足了。到后来，慢慢的参加展览多了，发表的多了，一种信心就建立起来了。到后来，跟画廊发生关系了，画廊选择你以后，开始在外面做展览，听到一些反映，大家说你不错，你可能会越来越自信。
旅行：我印象太深了，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太不一样了。
我去过汉族人很少去的彝族人聚居地。有些地方是当地人带我去的，比如我曾去过一个地方，得从县城爬山才能到，我们下午五点钟开始爬，爬到那里是晚上十点了。一进去吓我一跳，整个村都在山坡上，没有一块平地。有一个大房间，房间里边和外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泥。一进去那全是人，全坐在地上喝酒。他们把我安排到老人(专用)的那间，那里(桌上)肉多一点。坐下后，有人端来很大一盆肉，然后大家开始喝酒。他们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就是不断的喝，喝一个通宵。喝着喝着我实在不行了，太困了，我就问干部睡觉怎么办?他说你要睡觉呀?他手一指，我看那边有一堆孩子，然后他把那堆孩子叫起来，我一看有一张床，我和另外那个干部就睡那个床，也没被子，就算是最高的待遇。但一晚上没法睡，臭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原来我的头旁边有一大堆牛肠，臭死了。房子门口已经挂了一个血淋淋的牛头，然后死去的人的尸体也在那个房间里边，我还画了速写，那个速写到现在还有保留。他们有很多仪式，那天晚上喝酒，喝到差不多亲人开始排着队去吻那个尸体，唱着歌，走一圈，可惜我没有照相机，要不可以拍很多东西。完了第二天运走，还有很多需要跨的门槛，要放枪，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女的不能去，只能是男的去。我(相当于)是干部，就可以跟着一直走，走到山上，有人把柴火什么都堆好了，然后把尸体放上去火化。记得当时负责火化的老头把火点上后轻松地对我说：“走，可以喝酒了!”
我看到丧葬的整个过程，尸体停了七天了，当时是那边的雨季，温度就二十度左右，因为在山里，不热，天天下雨。我印象太深了，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太不一样了。
白彝黑彝，太酷了，长得太好看了。一到那些县城里边，整个环境气氛就变了，整个色调都是灰颜色，而他们黑乎乎的像乌鸦一样的，穿的衣服他们叫茶尔瓦，类似一种毡子披在身上。他们坐在地上，露一个头，远看就像一个黑黑的大鸟，有两个白点，是眼睛。头上也裹着好多黑的布，有的有，有的没有。然后大的、小的、男的、女的都是这样，特别像动物，你走在街上看，感觉很恐怖，一棵树都没有。村里面全部是灰调子，以及一个一个黑色的身体，很壮观。(他们保持)最原始的一种状态，就是喜欢喝酒，什么也不干，我的酒量就是从那时练出来的。
挣扎：只要你看他留着长头发，穿着牛仔裤，肯定是同类。
八十年代，有的人都忘了名字了，但只要互相都能识别对方(就行)。我在昆明的时候，有人说他是搞艺术的，也想来交朋友，只要你看他留着长头发，穿着牛仔裤，肯定是同类。你要看他干干净净的，开口就说我在美协参加什么什么展，基本上不是同类，一般不会跟他交往。
那个时候当代艺术都是在挣扎，都是不同的方式去挣扎。
其实大家还是渴望成功，所以当时才会看重使馆之类的非专业渠道。现在好多人骂那个，但你不想想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面，像使馆文化参赞、文化专员，包括一些艺术爱好者，他们来关心当代艺术、买一些当代艺术，虽然很便宜，但实际上对这帮搞当代艺术的人是很大的一个鼓舞。(让)你觉得你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你跟一个虚幻的国际是有关系的。
那什么是专业的一个渠道?其实大家也不懂，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八十年代，能卖一张画就觉得是天大的好事。我记得我第一次卖(画)，是88年，有个日本的留学生，她很喜欢我的画。在重庆，她来看。我后来想，她实际上是想帮助我，她看我生活太困难。她说我想买你两张画，我把所有作品给他看，让她选。她犹豫了半天，不好意思。她也是一个年轻的留学生，也没多少钱，愿意花一百兑换券。兑换券当时只有老外才有，相当于人民币差不多两百块钱，而且可以到黑市上去卖。我一听，可以，她就买了一张，一百块钱兑换券。后来她又想想，说：“我再买一张，但我没兑换券了，我给你人民币行不行?”我说很好，她又给我两百人民币，买了我两张画。我一下觉得我发财了，我有了四百块钱，我用这些钱去成都结了婚。
我在四川碰到的买我的画的人很少，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想帮助我，都是一些老外，花一百美元买你一张画，其实他也没钱，但对我们来讲，一百美元可以生活三个月。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我记得是1：7，我的工资才一百多两百块钱，两个人用基本上到月底就没钱，都要靠借钱。卖一张画，基本上可以过三个月，一下子心里很踏实。但是这种机会毕竟还是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当时怎么喜欢这样的东西，我也可以画一些写实的、乡土的，参加展览呀、卖画什么都有机会，偏偏就喜欢这种现代的东西，又不好卖，名声又不好，跟所有人都关系弄不好。我觉得像中了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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