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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人，他们在草原上牧着牛羊，追逐着水源青草而生息，没有固定的疆域。为了生存，人们选出一群人为领导。而每个人都将面临着新的发现和新的危险。因为在他们熟悉的地方，草已被羊吃完，水源也日益枯竭，人们必须开辟新的土地才能生存。因此，发现与创新是生存的需要。他们认为，只要有光的地方，他们都能去。因为光就是神，是神应许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画中，就以“光”为语言，并力求独特创新。
在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的艺术中，“光”里面有“气”，在“气”里面有“光”。
接下来，我要讲讲两堂课。
美国的一个美术学院，来自各地不同肤色、种族的学生，在上进校后的第一天绘画课，画的是人体模特儿写生。
教授是个著名的画家、教育家。他一声不吭地在学生们中间走来走去，不时的站在某个同学后面看看，并在小本子上记一记，整个上午，他几乎不发一声，同学们问什么，他答什么。
第二天的早上，教授推了一个小车来到教室，小车上装潢了各种画册。他来到每个同学的画前，拿出不同的画册给不同的同学，告诉他们，你是这种类型的画家，这本画册是这类画家中最突出的画家作品。他是用什么材料，技法特征是什么，这类画家需要做什么练习：基本功的要求是在哪方面，在哪儿可以买到这些材料。如何坐车或开车去找这家店，一年中这家店何时大减价等等。
在三十年前，１９７８年的一天，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个教室内，经历文革来自全国的第一批考入美院的精英们（当时全院只有七十多个学生），也在进行入学后第一天的课，画石膏像。几乎每个同学拿笔勾轮廓的方式都一样，稍有不同，老师还要纠正他的握笔。老师要纠正每位同学绘画的方法、步骤，并将其中一个同学的画拿出来做样板，力求大家都和他一样。记得我们有一次素描课画石膏像阿克力巴，老师在中途把大家的画放在一起讲评，首先构图的要求，形准不准，方法、步骤对不对等，力图使每一幅画都符合那一种标准。可是我们大家都十分明显的看出了每个人的不同，有的画得偏胖一点，有人画的细致、干净，有的却很粗犷等等。老师的责任似乎是要把这种不同抹掉，我们的毕业班就有画的和老师要求不同的同学被开除了。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堂课，一个是强调个性，一个是要抹掉个性。我庆幸我学的是陶瓷专业，没有被抹平绘画的棱角，没有被抹掉多少个性，也没有太多的框框
下面是我二十多年的绘画故事。
1982年，我从美院毕业后，致力于创作出自己的个性风格的作品。夜以继日的在家进行创作，整整一年，做了无数的尝试。但是，一无所获。凡是我能画出来的，都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都是别人的风格。什么是我的个人风格，我不知道，也就画不出来。
１９８３年的暑假，我带着苦恼和傍徨，来到了皖南山区，那古朴的百年老宅，斑驳、日晒雨淋自然风化的墙面肌理，黑瓦白墙的单纯和依山傍水房屋生动组合的场面，正是一幅肌理丰富、色调单纯、块面组合严谨的优美画面。
在那个优美画面中，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当我步行在小巷之中，走在那横躺了数面年的青石板上时，我仿佛听到了眼前的石墙，木板在诉说着历史。我的心为之震撼，这不正是我要找的感觉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和六十年代的饥荒，内心的那种东西不都在这儿吗？
我开始迷上了民居，并用尽各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觉。然而，传统的绘画技巧显得苍白而无法表达出古老民居的丰富与深沉。我开始用尽一切手法来表达我的感觉。正在这时，我们一群青年人在用中国传统漆艺来进行绘画创作。我发现漆画中有打磨出来的具有中国篆刻金石味道的线条，还有油水分离的自然肌理。我的磨漆画作品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所以，我将这种技法用在油画和水彩画之中，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古老民居的气质与质感。并使我的油画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难以复制的技巧。这一点，至今依然是许多收藏家喜爱我的油画的重要因素。
在大学毕业的近十年中，我用了大量的时间来感受、临摹大师的作品，力图训练出一种杰作的感觉。对画面的秩序感，对色光的关系，对大师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对一个画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段时间，我有幸能和邱振中老师经常在一起看画，评论艺术作品和讨论，我认为他是当代最好的书法艺术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具有传统文人风范的大师，不仅大量而广泛的阅读，积极的思考，而且具有十分敏锐的直觉。我作为一位画家，往往手在脑子的前面，和他在一起，我不仅了解中国书法中的线条与空间流动的关系，弥补了我不写书法的缺陷，而且，他对各类艺术形式的广泛而深入的思考，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是我终生的荣幸，尤其是处在一个缺乏个性的环境之中时。
那时，正是八五美术新潮之时，在那个缺乏独立思考，缺乏个性的环境中，我不愿跟风潮，于是就背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要画遍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居，留住历史，我用了十二年的时间，走遍中国广大乡村、市镇，画了三千多幅小速写，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稿“地方民居”专栏。希望能呼起人们保护中国古民居之责。每年夏季外出两个月。虽然路途艰辛，屡经危险，而且负债累累，但在我有生之年，能用画笔留住中国大地上即将灭绝的传统民居，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财富，也不失为一种价值。
那时我深入传统居住文化之中，并开始写书，参加民居、民俗研讨会等，但单位上不支持，想调动工作又很困难，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例如，当时《中国青年报》主编拒绝登我的画。说画破房子，是反映社会主义黑暗面。工作不稳定，文化研究须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而高水平的画完全国民居，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何时才能画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我能否放下文化包袱，能否有时间来专心画画呢？。。。。。。。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美国UCLA大学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来美。在做完访问讲学和画展后，有人问我要不要留在美国？我想，在中国调动那么困难，在南昌大学终老一生，退休后是什么样子，我现在都知道。留在这片陌生的大地上，还有一个未知的前程。也是值得去试一试的，至少丰富了生活。所以，我决定留在美国，这年四十二岁。
没有钱，不懂英文，不会开车，与在中国稳定的生活相比，如同从一座山头上掉进了一个泥潭，我要爬起来，到平地上再站起来，往前走。
我于半年后由特殊人才拿到绿卡，但如何生存是个问题，钱，如同氧气，没有不行，多了也无用。这时，有位朋友说可否画二十世纪的佛教领袖。由她卖给一位法师。我不愿意，一来构图太易雷同，二来我认为没什么意思。当时正是天主教的特雷莎修女去世，使我想到：从世界各种族、文化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的角度看，画全世界二十世纪各宗教的领袖人物，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在走向全球化的二十世纪比单纯画佛教人物更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那位法师也同意了，达成了口头协议，我用了三年时间，没有一分钱收入，还花了三万多美元的成本费，在南加州、北加州均有一百多位朋友帮助提供资料。我在1997至2000年这段时间，在史丹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也见证了互联网的资讯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在画宗教人物画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车祸、遇窃和被当作小偷。在洛杉矶修画期间，由于忘了带钥匙，爬窗进屋。邻居报警，警察封锁了几条街道，如临大敌。在我们出来时，几把枪对着我们……在我刚画了一年时，那位和尚通知我他不要这批画了，原因是他们送到别的宗教的书刊都被退回来，他认为宗教融合是不可能的。但我已经开始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再难我也要画完。这段时间，由于经济紧张，生活和内心都很痛苦，但还得保持平静的心态，才能画出那些杰出人物的精神境界。在妻子的支持下，我终于完成了这批画，画了二百多幅，一百一十六位世界八个宗教的领袖。这三年，磨炼了心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平常心，也学会了放下。
这批画2004年参加了世界宗教大会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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