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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栖居者
从海德格尔的角度看余春明的民居画
刘禹
海德格尔有一句对世人的召唤几乎已经达到了路人皆知的程度:人，应该诗意地栖居……
但这一指令似的召唤只是指出了人应该去做什么，仅指出了目标而没有提供行走的路线，却让繁忙的世人在这句过于抽象的指命面前更为手足无措，因为何为诗意的栖居，如何居才算是诗意地栖居，在这句简明的号召里难觅踪迹。然而，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哲人怎么可能只设置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难为世人而不给他提供方法呢？伟大的哲学家天赋的身份毕竟不是设置障碍者，而是传授者和引领者。其实，读者只要细心阅读海德格尔就会发现，他的全部哲学著作几乎就是一幅走向这种诗意栖居的地图，或者是一部方法论大全。而这些林林总总的方法却可能只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佛法有八万四千种法门，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开悟。）作为一个单独的寻路者，总会在这繁复的踪迹中找到一条适合的途径。这就像一片森林，笼统地看上去，俨然一块凝固的熔岩，但对勤劳的猎人永远会发现不只一条通向胜境的“林中路”。
如何做到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为世人也不只指示一条出路，但在其谨严的言论中有一句告诫既精确又确实：“让主体成为存在的居所。”这句看似诡计的巧语却不知包含这位伟大哲人经过多少暗夜淘洗的智慧和沉痛思虑。在实用技术越来越昌盛的今朝，世人对人居关系的定位也越来越实用化，人住在房子中，房子为人居而设，这些常识当然没有错误，但如果把人居关系仅仅认为如此而已，则绝对是对人居关系的窄化和束缚，如果仅仅把人居关系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框定，则是严重的疏忽，因为在更为本真的意义上讲，不只是人住在房子中，房子也住在人中，这绝非故做绮语。其实，人对人居关系的诗意追求是普遍和久远的，这从几句已成僵尸的常用语可见一斑，比如：祖国在我心中、西班牙在我心中、安全在我心中。这已然说明：不但祖国是我的居所，我也是祖国的居所，不但祖国没了我无以寄身，如果我不存在，祖国也无处存在。而在这非对称的关系中，人对人居关系的把握应更为侧重人对居的主导地位，主体应成为存在的居所，则非相反，让主体苟且寄身在建筑物中。
近读余春明画册《中国民居绘画精品选》，对画作中直觉与理性的均衡运作深有感触，而对其把人居关系从实用主义的层面超拔出来，以浓重的诗意关系灌注其中的绘画作品则可谓深为震撼。
“求道日损。”多年来余春明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渐进式成为了这样的主体，他摈弃了世俗的诱惑与羁绊，排空体内的杂染，孤独地走在一条“万径人踪灭”的险途，他不断地趋向老子讲的境界：“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牖以为空，当其无，有室之用。”千千万万个“日损”之夜，渐渐使他能游刃于无何有之乡，当他面对故乡土地上的任何一座老宅、庙宇、亭台、楼阁时，这些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人体这个人之躯壳的简单居所式遮盖物，他做到了以诗意的关系倒转人与居的实用关系，在他的画笔下，那些经过难以计算的晦暗岁月和劫难幸存下来的古老建筑物成为他看护的存在，人（主体）不再是那些居所（房子、建筑）的寄生物，主体（人）不再是这些居所茫茫然、懵懂懂地存身于这些居所（房子、建筑）之中，相反，他使主体（人本身——他自己）成为存在（大地上的一切，不仅包括这些表情丰富的古老建筑，甚至也包括日月山川）的居所。因为，这些星散在故国土地上的、充满了莫名来历和面孔的民居已不再是他的身外之物，他以澄明的心与眼把它们邀入自己的身心之内，使之成为自己的主体之物，使自身成为承载它们的空灵器皿和看护者。
因此，观赏他的画，人们很容易被其浓烈的物我两忘的诗意感染、打动，但也易使一些心灵承受力较弱的观者感到压抑、痛苦，在其博大与空寂前颤栗。这些反应是自然的，但对这些自然反应只能说是对画作的浅层次的生理回应，从美学欣赏的角度上讲，这种对艺术的介入仅仅触及了作品的皮毛，尤其对余春明的画作，这种方式的介入离其作品的精髓则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因为余春明曾不断地声明，他的艺术是以对精神世界高层次的探索为旨归，“我追求理性与知觉在高层次上的融合”，“绘画首先是创造一种秩序，并以此来传达一种感觉，严谨而独特的‘秩序’将使作品流芳千古；其次是揭示一种意义，相同的意义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或相同的形式表达不同的意义，都是值得探索的事情。”作为一个以形象表达思想、惜墨如金的艺术家，这些声明的提示作用应该足以让观者明了：何以我们常常在他那些肃然的画作前产生庸常日子里少有的感觉——隐隐的恐惧和颤栗，何以他仅仅画了一作老宅的天井，却让我们产生一种壁立千尺的错觉，这大概都基于他对艺术的崇高精神的要求，这种精神趋向使他不能仅仅满足对表现物的摹写和抄录，他要把自己参悟到的秩序和意义灌注进作品中，而这种久违了的精神力量着实会让烦忙于世的众生感到陌生和沉重，油然而生惧意。
目前，由于余春明的画作先天的题材所限，对其作品进行大半是民俗学、人类学、建筑学，纯美术的关注，当人们仅仅从这些角度体会他的作品时，又常常感到意犹未尽，总好似狐疑作品内涵的神秘力量还未被触及，有一道门还没敞开。联想到余春明对门及门上的裂缝情有独钟，观赏者是否有所启发，也许还有其他的途径使我们能对这些画作有更深的认知，或使我们与其产生更契合的共鸣。笔者认为，尝试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方法对这些作品的更深层次进行赏读未尝不是一条可取之路。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套用余春明的话来讲，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基本上属于一个游离出本体的个体思想家，而他对人居关系的冥想与把握，受益于东方思想之处多不胜举，“天人合一”、“泰然处之”这些基本理念几乎贯穿了他整个的思想历程，尤其在其晚期的成熟思想中更是根深蒂固，而余春明则很早就去了西方，成为了一个游离出本体的个体艺术性家，在与其他文化主体的不断碰撞中和全球性的时代艺术的语境中，在域外完成了使自己的艺术成熟的淬火期，而其根却片刻未离弃他生于斯的东方土地，并且越扎越深，这不仅体现在十几年间不断回国采风写生，更弥漫在其思想与灵魂的生长中。
假如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从西方向东方修筑的一座沟通之桥，那么余春明的画作则不失为一座从东方伸向西方的接迎之桥，而它们的榫合点恰巧是对人居关系的深度把握。
眼下，对余春明的民居绘画的研究和赏析，多从视觉艺术，比如建筑画、界画这些琐碎具体专业的细节，或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入手，这些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有趣结果，而对余春明艺术的哲学精神，他至为关注的理性价值乏有论说，其实有意者不妨尝试以海德格尔研究凡•高《农鞋》的方法为参考，对余春明的画作进行细读，或许会发现其未被开掘的精神价值，省去枝枝末末问题上的纠缠、流连，应该是对余春明——这位诗意的栖居者可采纳的一种理性态度。言及此，笔者不由地联想到《坛经》里那句令六祖顿悟的名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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