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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思源：另外，我觉得孩子一般都是很直接的，不像成人会掩饰一些东西，他如果难受或生气的话是会哭会闹的，但我在现场看到她就是在那儿挺安静地呆着，并没有哭闹，那个母亲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虽然觉得有点不忍，但也没有发现哪方面真的有问题。
卢杰：有一种说法是说那个孩子其实玩得还挺开心的，只要没有强迫她去模仿卡特原作中那个一模一样的动作，那么还是挺尊重那个孩子的。这就联系到天苗刚才所说的对孩子一辈子的影响，这个其实是不可知的，每个人的童年经历都不一样，看待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消极，有的积极……这也许会回到母亲拥有什么样的权力这样的话题。
林天苗：以我小时候的经验来说，我妈总是会在我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把我从一堆兄弟姐妹中挑出来去帮她做缠线的活儿……我对这事的记忆就特别深。这种记忆里有一种痛苦甚至受虐的感觉在。
卢杰：说到这里我想有一个相关的细节需要告诉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徐震和我们商量，折腾了六七个月想要从苏丹找一个孩子，后来苏丹的渠道走不通，又去肯尼亚找，也没成功，最后找到的这个黑人孩子是在中国的广州。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在中国生，在中国长的，她上中国的幼儿园，会讲中文……非洲对于她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文化背景，是我们所附着的一个强加的想象，它实际上是一个身份标识，并不是个人的。这孩子所面对的生活是我们的广州，她所介入的苦难或者光明可能更真实的是关于广州和中国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顾振清：我想跳出大家刚才讨论的话题来谈一点：一个作品在实施过程中或者实施现场引起的道德情绪或道德判断，跟这个作品的价值判断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道德判断毕竟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但是刚才我听到天苗无条件地说这个作品好，我想知道说这个作品好，它好在哪里？上下文是什么，判断背景是什么。而不是只作道德评判。
林天苗：从我的经验来说，我认为在海外的第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在做作品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基于自身身份的东西在里面，就像中国人、女性主义这些东西还是抛不开的。而从徐震这次的作品中我似乎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姿态和心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纯粹的艺术家立场，有一种自信，谈中国也行，谈世界也行，谈什么都行，而且做得很到位，这是我喜欢的。
秦思源：我觉得现在很多作品其实是靠题材成为一个作品的，但其实可能是很空的，不管是形式还是别的方面。这个题材可以让人联系到很多东西，反而不用面对作品本身。但徐震这个作品就是一个作品。当你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或思考一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它最后的根源可能就不是题材问题，因为题材问题很容易产生思考的依据。我认为抛开刚才所说的道德判断，这件作品其实是关于“观看”本身的，这一点是我的评判依据之一。徐震的这个作品不只是形式和内容上的，它还包括了我和他作品之间那个看与被看的关系。
顾振清：这一点我不是很同意，我觉得徐震这次的作品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观看和被观看的关系在里面了。这两个作品既有形式上的，比如“山寨版”的宇宙飞船，“山寨版”的非洲现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题材又与当下的社会热点有关：苏丹人质问题和“神七”上天……我觉得从观念到形式，到事实政治，联系非常密切，非常广泛，而观看只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事实……你讨论的是要把关于观看的其他附加因素抽离？还是他的作品特意去排除这种观看以外的其他因素，这就要看艺术家的目标或者说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价值判断的理由。否则的话光讲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是非常日常的，在任何展览里都有这种关系，我觉得一个作品如果激发的是一种日常的判断和经验，那是没法作为一个正面评价的理由的。
秦思源：每一个作品都是存在观看的，但并不是关于观看的，不会让你去想关于观看的政治性，观看的权力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徐震这个作品跟朱昱作品很不一样的就在于这一点，它是关于“观看”本身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从这个作品中想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顾振清：朱昱的那个作品，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去挑战很多艺术家权力，还有社会道德底线，这几个底线一直在，而且把挑战那些底线作为他做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这些是朱昱预设的，而且朱昱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这种预设的关系，就像杰夫?昆斯（Jeff Koons）跟那个脱衣舞议员（乔林娜Cicciolina）来做的那个作品一样（《天堂制造》系列），而徐震这次的作品，他所承受的压力，所挑战的方向，实际上不完全是预设的。有可能是徐震这个作品所预设的一个学术方向，并不是我们刚才一直集中的焦点。我觉得徐震他谈的这个方向肯定不把道德判断作为一个主要方向，而是把艺术的价值判断，或者当代艺术往何处去，怎么样继续可以跨进往前走，作为一个价值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作品好就好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就是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让艺术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作品它简单地在拷贝一个套路或经验的话，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说，尺度放大。尺度放大有两种：一种是数量放大，一种是尺寸放大。很多人就是把简单的尺度放大形成的陌生感作为当代艺术的某种形式和套路，那么这种形式我想肯定是没有贡献性的。而徐震此次展出的“山寨版”的宇宙飞船尺寸上似乎有一点儿放大，但它绝不是一种形式或套路上的。所以它实施的完成度，或者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有可能比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更多，这个是我所关心的。国内当代艺术有一种“八股”的现象，这个在形式方法上除了放大法，还有材料转化法，材料转化法也是没有意义的。目前国内很多艺术家还在一种当代艺术的学习过程中，还在一个不断对来自欧美的观念，来自欧美的这样一个艺术体系的课程当中“交作业”，而徐震不是在“交作业”的过程中，他在超越这个作业，并从这个作品中开始找到自己的一个自由度，中国艺术家还可以超越那些套路非常自由地来探讨问题。徐震自己丰富的策展经验，以及作为一个艺术总监的空间经验，使他知道如何能让空间气场获得一种除了观看效果以外的对人的各种知觉能力作用的一种效果，那么这个展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展览。那么比较成功的展览所引发的一些局部的争论，我觉得是锦上添花，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好坏。道德判断肯定不能左右价值判断。
卢杰：徐震的这个作品有一点我非常满意，就是他真正达到了一个能代表目前状态的程度。另外一点是，这个作品其实开始是准备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展览上做的。最后没有做，并不是真的无法实现，而是考虑到其实这个作品我们应该离开以前工作的一种习惯和思考，不把它分为在哪一边做或者给谁看，就是没必要那么区分。其实这个作品在中国做同样会非常有意思。在哪边做的这种分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付晓东：如果这个作品是在英国或者美国做的话，它会是在一个种族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的环境中来谈的，所以其针对性将是非常直接的，那种种族关系是每个人都有切身体验的，但是在中国就不存在这种种族问题，所以在中国看的时候，可能人们会觉得纳闷和有距离感。
秦思源：中国没有种族问题吗？
卢杰：我觉得说“中国没有种族问题”是不对的。比如唐宋06年在长征空间做的那个把一个西藏美女关起来一个月，让她自己画画的项目，就和徐震这次的作品有一点相似之处，肯定是有民族的问题在里面。
付晓东：但那是西藏和汉族之间的种族关系，但是这个非洲小孩所代表的语境可能会让人联系到被西方强烈抨击的那种所谓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关系。
卢杰：那个意识形态的边界也是历来模糊的，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必然会涉及，哪怕它不是引导性的，也会触及，也会进入某个话题。在不同语境下的阐释方向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这也正是徐震作品的成功之处，它把我们带进这个话题是不会因发生地点的不同而改变的。徐震这代艺术家已经超越了之前老一辈艺术家可能有的一种问题，他们可以不受某些约束和影响，更加积极能动地反映目前的存在状态。
顾振清：我觉得这个作品放在“长征”做、放在中国做，反倒帮了作品的忙。因为这个作品如果放在伦敦做倒是有点像量身定做的，就是Size Specific，根据现场来做作品。其实这个作品涉及到的意义，已经不是说中国艺术家在伦敦的现场去做作品的意义了。而是提出了一种普遍意义，包括种族问题。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在种族偏见上比白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有相当强的种族偏见，比如我们的很多女孩子都觉得黑人很脏，好像他们身上是永远洗不干净的，还有像康有为的《大同书》里就出现过灭绝黑人的言论，他认为在未来的大同世界里是不应该有黑人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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