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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村的“流水线”
依靠资源优化配置建立的画家村不一定能留住人，因为有了利益驱动必然就有了选择性，哪里更优惠画家就可以搬向哪里。这不是宋庄那种自发的产生的群落，没有经历过磨难。
上世纪90年代初，“铁饭碗”被打破，一批从美院毕业的学生带着闯荡的心态来到了圆明园，与一些无名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艰难、骄傲、放荡，时不时地还要被驱逐和冲散，过着游击队一样的生活。
1993年，这群“盲流”搬进了北京的一个村落——宋庄。1995年，这个偏僻的农村因“当代艺术”的叫卖而身名远扬。2005年,大大小小的“画家村”规模渐大：北有北京昌平的上苑、通州的宋庄;南有布吉大芬村;东有上海苏州河仓库、福建厦门的乌石浦;西有四川都江堰的聚源、云南昆明的创库。如今，“画家村”已经成为画家聚集地、当代艺术的名片，甚至旅游项目之一。
圆明园的“盲流”迁移宋庄
1993年，在北京圆明园福缘门村一带聚集了一些“不安分子”，他们租赁着廉价的房子，行为怪诞，被视为“异类”，这些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和不出名的画家们，与当时的“北漂”族一样游荡在北京，抱着闯荡的念头和艺术家的梦想。其中不乏现在已经成为“大牌”的方力钧和岳敏君等人，那是“画家村”的雏形期，虽然只有几十个人。“不过那时候人们对艺术还不理解，圆明园附近形成的画家村很快就遭到了取缔，1995年秋天，聚居在那里的艺术家被彻底地清理。大家都被冲散了，散落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偶尔能聚一聚。后来有人去了宋庄，那里人少、房子便宜，经人介绍后，不少原先在圆明园呆过的画家陆续搬了进去。”艺术评论家杨卫是那里的“老村民”了，他写的《历史的后花园——圆明园画家村逸事》、《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宋庄艺术家》对中国的自由艺术村落(包括圆明园、宋庄、重庆501艺术区、坦克库艺术区等画家村)和宋庄的艺术家进行了系统地梳理。
那是一群抑郁、彷徨、贫穷的落寞“盲流”，当时有些人因为行为怪异常被村民视为“异类”，被称为“乱七八糟、无法接受”的一群人，好在宋庄偏僻荒大，那些奇怪的人散落在村落各处并不显眼。“刚进去那会儿都是空房子，我花了一万元买了200平方米的院子，但农民的房子是不能买卖的，所以只有‘使用权’。”杨卫作为最早入住的一批人，已经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园。“盲流”们呼朋唤友来此处安营扎寨，到了1995年，差不多就有500人了。一直到1998年前后，宋庄已经形成规模，成堆的艺术家交杂在村落，“宋庄”成了谋生地、工作室，也是一个家。“2000年之后，知道宋庄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毕业后不想工作的美院学生会来这里安家落户。但用不着像当初圆明园那会儿‘躲难’一样了，因为很多政策都放宽了。”杨卫说。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艺术市场逐渐开放，国家的宏观政策是扶持经济，对于文化艺术和创意人才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这些条件使“宋庄”的画家们有了稳定的环境，他们不必要担心“暂住证”，也不必担心被警察们驱赶，而像方力钧、杨少斌、岳敏君、王音、刘炜等一批艺术家的“走红”，使中国当代艺术有了生存的资金动力，有一些人来到宋庄，希望能寻到宝藏。
闻风四起的类型“画家村”
2005年是有趣的一年，遍布全国的“画家村”闻风四起，规模渐大且形成各自的风格，除了“宋庄”之外，出现了昌平的上苑、望京小区的花家地、深圳大芬油画村、上海苏州河仓库、厦门的乌石浦、重庆黄桷坪坦克仓库、四川都江堰的聚源、云南昆明的创库等。
政府对“画家村”的支持态度一旦明朗化之后，资源配置就有了实施的空间。画家们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画家村”的文化效应让商人嗅到了“肉香”。“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和经济紧密相连，当‘画家村’可以成为一种‘产业化’的事物时，亦是如此。”杨卫说。
现在居住在上海“大东方”的画家宋荣桦是今年5月入住的，年届六十的他兴奋地说：“虽然只有几个月，除了西藏和青海，全中国每个省、市的画家这里都有，甚至还有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像他这样并非出身名校的画家有很多。楼盘开发商为了使楼盘带上点儿文化的气息，提高每平方米的价格，打出了凡艺术家皆可免费居住两年的优惠条件。但两年之后，一旦有房卖出，自然有人将被劝撤。
眼看“金融风暴”来势凶猛，地价看涨的“画家村”不再是年轻艺术家们的“避风港”，哪怕是像“宋庄”这样的“老村”也不例外，杨卫感慨道：“北京的冬天很冷，这对刚来这里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是个难熬的‘冬天’，也许他们会选择回家‘过冬’。但对那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安营扎寨的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除了这里，他们无处可去。”
艺术家需要“生态环境”
现在居住在“大东方”的钟世家刚刚从北京的“宋庄”搬过来，“宋庄很大，十来年的积累已经有3000多个画家住在那儿，但因为是个农村环境，实际上还是很分散的”。现年60多岁的他毕业于浙江美院的进修班，“30多年前根本没有人买画、卖画，更不会有什么画家村，有很多学美术的人都是在一些机关的宣传处工作，搞一些文化宣传。”
对于这些游离于学院和主流的艺术家，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的看法是：“只要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从法国的巴比松画派开始，画家的群体出现一直对艺术有着良好的影响力。“作为艺术家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艺术家，有这样的环境对他们来说是好的，美国也有著名的‘东村’，画家村的起落是件正常的事情，好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自然就会形成群落，艺术家走了，画家村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许江说。
画家村更像一个培养艺术的“生态环境”，按经济学的说法是“生产基地”，画廊是“销售通道”，但每个画家村都不一样。杨卫觉得宋庄是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精神家园，有相似的经历，那是一种作为开拓者的情怀，谁都不会轻易离开这里，对最初进来的人来说，“家”是无法抛弃的。
当“宋庄”这个样本的产生引发了经济驱动之后，也出现了一些被“打造”的画家村，“但那不是一种生态区，而是一种谋生的方式，有很多人在那里卖画为生，比如大芬村。”实际上，每个地区的“画家村”都有他们的风格特点，而这些特点和地域、人群、经济状态都有关系，四川成都的画家村很大程度上依托了学院系统，有不少美院的老师就住在画家村里。
对于那些“变相”的画家村，杨卫觉得有利有弊，对文化艺术的传播是件好事情，但如果变成一个“项目”来操作的话，就显得急功近利。“这样的画家村不一定能留住人，因为有了利益驱动必然就有了选择性。这不是‘宋庄’那种自发的产生的群落，没有经历过磨难，它依靠的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