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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数据”时代的“4V”特征，舍恩伯格认为它将为信息分析带来三个转变：一是信息分析“更多” ，我们将面对全体数据而非随机样本；二是信息分析“更杂” ，它要求我们在扩大数据规模时要学会拥抱“混乱”；三是信息分析“更相关”，这需要我们善于找出原本毫无关系的数据间的“关联性” 。其中第三个转变，也即对信息分析“更相关”的认识至关重要。如舍恩伯格所言：“有了大数据后，人们会认识到：其实很多追因溯果的行为都是白费力气，都是没有根据的幻想，会让思维走进死胡同。如果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寻找关联性上，即使不能找到事物发生的原因，也能发现促使事物发生的现象和趋势，而这就足够了。 ”
2 .对策研究需要放弃“因果”寻找“关联”
放弃“因果”寻找“关联” ，是学者们应对“大数据”时代信息分析的重要主张，是这一时代最应强化的思维转变。我曾读到钱旭红院士关于“思维之变”的演讲，主题谈的是由经典力学促成的“经典思维”向量子力学影响的“量子思维”的转变。为什么要强调“思维之变” ，一个重要的动因在于我们需要预测把控未来，而关注理解过去并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在钱旭红看来，“经典的世界及其思维强调机械、肯定、精确、定域、因果、被动、计划；而量子境界及其思维带来的是差异、可能、不准、离域、飘忽、互动、变幻” 。用我的话来说，“经典思维”是基于知识的思维，在对“过去”的关注理解中强调着“因果律” ；而“量子思维”是探求未知的思维，在对“未来”的预测把控中强调着“关联性” 。寻找“关联性” ，如舍恩伯格所说：“即使不能找到事物发生的原因，也能发现促使事物发生的现象和趋势，这就足够了。 ”这也是我们“对策研究”的主张。
思维是人的思维，是在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发达起来的。认识世界是关注理解过去，改造世界则需要预测把控未来。马克思曾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定义“人” ：在论及人的“类本质”时，他说“人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 ；但他更认为“就其现实性而言”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很显然，人的“类本质”指向的是因果关系，而人的“现实性”强调的则是相关关系。在“全部世界史”的因果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的相关关系之间，我们的基础研究指向前者而对策研究强调后者。对策研究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短板” ，其实并非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彼此彼此”而“安然现状” 。
“大数据”时代诞生了数据科学家，他们当然知道追求事物的起因是人类的天性，知道人们视“寻找原因”为终级思维。但他们坚信，在大数据时代追求因果的过程往往是无果，通过关联性而不是因果关系来认识世界，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这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解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而这个“现实世界”的真相，要从“一切社会关系”而非“全部世界史”中来探求。在这个意义上，扁平地看世界是为了能更透彻地看到“相关性” ，看到更多在传统思维中原本被忽略的复杂关系。当舍恩伯格告诉我们，认识了解世界“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需知道为什么”之时，其实是说真实的、准确的“是什么”要透彻地去分析种种相关、潜相关、或貌似不相关的“相关性” 。这正是对策研究的思维取向。
三、必须探索艺术学对策研究的“求策”能力
我们的对策研究先要明了艺术学研究的本质是“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而要使这种相关性研究具有针对性并实现有效性，就要树立以“艺术创作”为内核的研究理念。以“艺术创作”为内核的核心层，核心是创作思维，包括思维的材料、逻辑、意象衍生和形象物化等。
如前所述，艺术学对策研究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脉相承。
1 .对策研究要反思“历史—美学”的方法
艺术学研究，曾经有过“新方法”的探索与选择。探索“新方法” ，本意是使研究具有新视角并呈现新气象。但因为在整体研究格局上，我们切割成艺术史、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三块，同时又纠结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使得“新方法”的抉择在艺术学研究中给人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印象，给人一种在变着法子阐述既往而非需求路径预测未来的印象。其实，我们既往“历史-美学”的方法已经从历史的因果律和美学的相关性架构起研究理念的坐标，只是我觉得要将这个坐标深化到发生学的“认知建构”和格式塔的“整体把握”中去。因为“认知建构”是指向未来的“因果追溯” ，而“整体把握”是提出对策的“相关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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