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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这个“学科目录”的颁布顺应了我国艺术学界长期的、强烈的诉求，“艺术学”由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目录”中的第13个学科门类。当时我曾撰文，认为“艺术学”的升格主要不是学理建构的效应而是学域扩张的影响。我曾指出：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艺术学各艺术样式学理建构的特质，在于其具有极高艺术含量的实践性。如何将这种“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 ，是艺术学学理构建的核心课题。两年过去了，我总觉得艺术学学理建构似乎还缺点什么，而这个所“缺”之“点”不只是在“实践性”上升为“实践理性”方面显得薄弱，而且在“学理性”转化为“学理对策”方面显得极度疲软。
一、必须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
我们所说的艺术学“对策研究”不是艺术学“研究对策” 。我在有些学术机构做这一讲座时，主持人往往会说成“艺术学研究对策” 。或许在其潜意识中感觉到艺术学研究的某种不足，认为需要在“对策”上加以考量。其实，我们所说的“对策研究” ，是对既往“应用研究”或“现状研究”的一种更具针对性、更讲有效性的表述。
对一个事物水准高低的总体评价，不在其“高围”而在其“短板” 。尽管多年来艺术学学理建构成就斐然，但它在“对策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1 .对策研究的“短板”在于“问题意识”的薄弱
我们所说的艺术学“对策研究”不是艺术学“研究对策” 。我在有些学术机构做这一讲座时，主持人往往会说成“艺术学研究对策” 。或许在其潜意识中感觉到艺术学研究的某种不足，认为需要在“对策”上加以考量。其实，我们所说的“对策研究” ，是对既往“应用研究”或“现状研究”的一种更具针对性、更讲有效性的表述。相比较而言，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 ；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 。很显然，我们较少提“对策研究” ，本身就意味着针对性“问题意识”的薄弱，也意味着有效性“价值关怀”的缺失。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性出现了某种“断裂” 。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 。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 。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这个“关联”的断裂，在于我淡忘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这一哲学命题。基础研究的学理，是对既往众多“特殊性”的分析与归纳，是艺术学研究的存量；对策研究的学识，是在新的“特殊性”面前将既往的“普遍性”加以推演与修正，是艺术学研究的增量。我们当前亟须的，是不断通过增量的“特殊性”学识去构建存量的“普遍性”学理。
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虽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对策研究的明显不足，但对策研究的“短板”使基础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板短” 。基础研究的“书斋化”与对策研究的“急就章”是这一“断裂”必然给双方都带来的后果。事实上，当基础研究沉湎于“本本”之时，也同时是对策研究失语于“现象”之际。一方面，是基础研究的“书斋化”隔绝了“源头活水” ；另一方面，是对策研究的“急就章”呈现为“水上漂萍” 。这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基础研究的“对策”指向和对策研究的“基础”意识。就艺术学对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基础”意识而言，我以为近年来《中国艺术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仅今年以来，就有颜榴《叩问国家美术馆》（1月14日） 、杨瑞庆《期盼戏曲新流派脱颖而出》 （1月18日） 、陈友军《青春偶像剧中的“人”与“城” 》 （1月2日）、乔燕冰《能否诗意地栖居在自己的屋檐下》 （2月4日） 、赵勇《从摇滚到民谣：“批判现实”的音乐轨迹》 （2月4日）、周思明《对当前相声的思考和谏言》 （2月25日） 、慕羽《中国音乐剧发展要树立“多变目标” 》 （3月4日）、刘厚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戏曲怎么办？ 》 （4月15日） 、乔燕冰《中国舞者，为何难走出生存魔咒？ 》 （4月17日）、汪人元《优秀戏曲唱腔的“新”与“高” 》 （5月15日） 、贾方舟《写实主义在当代的可能性》 （5月29日）、刘星《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之思》 （6月17日） 、章旭清和付少武《西方“艺术终结论”对中国艺术发展的现代隐喻》（6月19日）等多篇佳作问世。可以认为，关注对策研究不仅强化了《中国艺术报》对艺术学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极大地提升着该报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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