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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映丹青，墨染春秋，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百年同行、并世齐辉，一个世纪间，这两个名字早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符号，在中国美术史和出版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匆匆翻过的一页，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和推动着中国美育的启蒙和进程。
1912年元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应运而生。同年11月，《上海图画美术院宣言》在《申报》上发表，昭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美术学校的诞生。自1912年至2012年，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如今同步百年华诞。中华书局，不仅凝聚了一大批怀抱共同理想的学界大家和艺文泰斗，更将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钱松喦、关山月、张伯驹等艺林巨擘的书画汇聚一堂，为上海滩平添几多文化艺术霞光，使上海这座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同时文化变革思潮涌动，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艺术中心与新闻出版重镇。
一、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
陆费逵，重视教育和出版事业，其为时人所知，起先并非他出版家的身份，而是他一系列见解独到、说理透彻而又平实可行的教育改革主张。1905年他发表的《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是我国改良文字、统一语音运动的先声。1908年秋，陆费逵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任出版部长、交通部长兼师范主任。时与蔡元培等过从甚密，教育主张颇为一致，他也以改革教育和传播新学为己任。l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月刊)，请他担任主编。他以《教育杂志》为阵地，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陆费逵曾被人形容为“见事明、处事敏”，并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举凡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见解。他是提出取消“读经”课程的第一人，也是“为小学生减负”的大力倡导者。他的教育理念，如力主缩短在学年限、减少授课时间、初小男女同学等等，对民国初建时教育方面的兴革，影响至深。三年后，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修订新政权课程，很大程度采纳了陆费逵的意见。
1911年秋，27岁的陆费逵筹备创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甫一成立，首先是在教科书上，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陆费逵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出版发行中小学适用的《新编中华教科书》，先后发行小学课本44种，初中及师范课本27种，体例新颖，顺应潮流，几乎独占市场，达到“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的境况。民国初年，借着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的东风，中华书局迅速扩张，不仅在教科书市场继续攻城掠地，并凭着对时局的把握，开始大量出版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书籍与杂志。这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3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陆费逵出任局长。同年，参与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及国语统一运动，并以中华书局为推行机构，编辑、出版国语、国音读物。自1917年始，陆费逵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出版物共计60多种，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同时，针对“国民教育”的启蒙，逐渐创刊八种杂志。其中1915年1月创刊的《大中华》，由梁启超主编。1934年创办的《新中华》，第一期发行即过万，巴金、郁达夫、傅雷、丰子恺、杨宪益等人均为当时作者，从而与知识界建立起互助互信的同盟。
中华书局与学者文人的关系是良好互利的。中华书局对作者的版税从不拖欠，对作者的约稿恪守信用，约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支付相当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作为委身书业的知识分子，亦将中华书局当作教育机构，在贯穿智民之梦的同时兼顾安身立命。中华书局跟文人学者的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陆费逵曾言“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者是赖”。并多次强调，作者和出版家都应对国家、社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陆费逵感到出版人文化责任之重大，他在《书业商之修养》一文中写道：“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 。他自己不论是任主笔或做主编，笔底波澜，言论每每不同凡响。
1924年，38岁的陆费逵写下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的感言。作为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自19岁投身书业，并自许书业为终身职业，从此没有离开过中华书局，毕生尽瘁于此。“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发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他以教育人办实业的姿态，践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和主张，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写就一篇皇皇“华国大文章”。
“印刷原为美术师，我来草昧未开时。椎轮大辂溯经历，进步于今不算迟。”1924年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会时，陆费逵已成为书业商会副会长。1932年陆费逵撰文道：“上海书业公会会员共四十余家，资本总额九百余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五百万元，中华书局二百万元，世界书局七十万元，大东书局三十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了。”“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十六，中华供给十三，近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商务、中华两家印刷较前大为进步，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写版……以及种种印法，或为从前所未有，或为从前所未精，现在颇有观止之叹。”
1936年，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出书种数1118，册数2279，中华书局员工已有5000人。中华书局达至全盛时期，陆费逵声誉日隆，1936年6月重任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1937年春，中华书局“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处，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中华书局的营业额中，一大半来自于印刷业务。中华书局得以有力量以印刷反哺出版，辅佐教育。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书达5800余种，作者数以千计，其中不少人在各学科领域独当一面或颇有建树，卓然成家。荦荦大者有梁启超、马君武、谢无量、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刘海粟、徐悲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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