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年展创始人谈前卫艺术——
学西方要融入中国的符号
广州日报：您的《说红书》、《艳阳天》都属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作品，那到了上世纪90年代，风气产生了变化，您会觉得特别困惑、不知所措吗？
方增先：那个时期，西方的现代主义已经向中国开放了，原来是不允许西方的东西进来，我们看不见，也没有打算去学。等到开放的时候，我的年龄也大了，已经习惯了原来那套东西，对西方这一套东西我既学不到，也不喜欢，觉得抽象的东西就是一种形式感，好像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年轻人一看就喜欢，他们学得快，没包袱，马上就接受了那些抽象的构图和形式。
广州日报：您创办了上海双年展，您却说“我不喜欢西方那一套东西”。
方增先：对于西方前卫的东西，我实际上是看不懂的。虽然我们搞的双年展已经算比较前卫的了，但是西方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现代画，还是中国的。其实这个前卫艺术就算是在西方，除了艺术家自己，也没人搞得清楚。对于我来说，现在我只能说习惯一些了。
广州日报：坚持要办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方增先：我觉得这样做，主要是上海这个地方，是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个点，这里的老百姓最大的好处是，即使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很怪，看不懂也不会骂人，他就自己琢磨，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但是不排斥。前卫艺术如果先到其他地方去，就不行。很早就有一些西方艺术家来找我，说你完全可以搞，而且唯独上海可以搞。
广州日报：您曾经说过，现在中国学西方，搞形式的东西太多了。
方增先：的确“形式”在现在的中国很流行。但搞形式是很需要技巧的，形式是可以很好看的，形式本身不是坏事情。既然你研究美术，怎么不可以研究形式呢？
广州日报：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市场得到的认可越来越多，但在国内也面临很多质疑和争论，对此您怎么看？
方增先：这个里面有一部分人他喜欢用中国的符号，因为这是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用古代的长衫啊，某种凳子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一般是西方人看起来好，中国人看起来也好，这部分人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有一部分人，学西方的东西学过了，完全跟着他们走，西方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因为西方人觉得你是跟我学的，你不怎么样，中国人也不知道你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前卫要有中国的符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进去，这样子会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