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眼下正在上海世博园中国馆举办的毕加索大展，刚开展时，上海、杭州等地媒体曾作过不少报道。但公众与一般记者都认为毕加索的画看不懂。去看画展的人，大都也就看看毕加索的私生活（所谓“看不懂画，也可以看八卦”）。您在中国馆举办的讲座《毕加索的想象力》是针对这种局面设置的吗？
沈语冰：是的。在一般人心目中，毕加索“乱涂的”绘画作品乃是他“混乱的”私生活的产物。而每当被质问何以世上好色的登徒子们和唐璜们画不出那样的画时，他们又以“天才”来搪塞。事实上，毕加索看上去错乱的画面，源于同时从正面、侧面和背面来再现人物的根本关切。而这种全方位再现人物的冲动，则深深地植根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视觉传统中。毕加索惊人的想象力在于将这一传统推向极致，而这又成为他旺盛的创造力和游戏感的直接动因。
记者：不过，毕加索的画真的很难懂，国内观众对毕加索的绘画似乎持怀疑态度。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沈语冰：我认为只能归咎于我们的美术和美术史教育。因为在专业教育中，毕加索以来的现代艺术被认为是不可教的。美术学院一般只能教学院派的东西，而现代派的首要特征恰恰就是反学院派的。通识教育中，我们一般的外国美术史课程都只讲到印象派，或后印象派。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常常是缺席的。
记者：您刚才说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欣赏现代艺术，特别是像毕加索那样难懂的艺术？可是，坊间流行的说法是，欣赏艺术靠的是直觉，而不是学问。
沈语冰：仅仅凭直觉当然是不够的。西方两百年来的艺术史学，特别是近一百年来的现代艺术史学，已经发展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足以帮助人们欣赏和理解艺术作品，比如，形式分析与图像学就是两个显例。在毕加索的研究中，美国伟大的艺术史家列奥·施坦伯格就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的最杰出的代表。他通过将详尽的形式分析（线条、色彩、结构）与某个主题的图像志分析（例如毕加索笔下的系列作品“窥寐者”，或系列变体画《阿尔及利亚女人》）结合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充分地说明了毕加索绘画的根本关切。
记者：你一再强调“现代主义在中国是缺席的”，在一个到处都被称为“后现代”的时代，再来讨论现代主义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必要性呢？
沈语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80年代，我国曾经有过短暂的现代主义运动。但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面商业化和消费时代的来临，后现代主义粉墨登场了。艺坛上出现大量彼此抄袭、挪用、媚俗、虚无的东西。这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发达的现代主义的国家是灾难性的，因为现代主义将对艺术媒介的探索推向高峰，也将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而现代主义（实践、批评与理论）在我国的开展却非常可怜。西方整整一百年的现代主义遗产，我们只用了区区十来年时间来“消化”，因此造成的问题很多；而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缺失，最大的伤害将是艺术家和公众想象力的欠亏，而想象力的匮乏，则将直接导致一个民族创造力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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