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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美术曾经大师辈出：高剑父、关山月、黎雄才、赖少其、王肇民……可今天，我们却陷入“出名家易出大师难”的困境。无论如何，我们对大师的呼唤不曾停止。因为我们深知大师的意义，不是门面的装点，而是鼓舞前进的精神高标。广东美术怎么了？广东美术如何再出大师？羊城晚报社社长黄斌对话美术界名家，试问路在何方。
嘉宾：
黄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羊城晚报社社长)
许钦松(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梁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博士生导师)
大师应有阶段性标准
许钦松：首先，对于大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标准。我觉得至少要有这样几个必备条件：一，必须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精彩之作，伴随其整个人生的过程，从青年、到中年，直到老年；二，称为大师，要能人之所不能，艺术的高度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三，必须要有自己的艺术主张和思想；四，是影响一代甚至两代三代人的，影响力持续不断的。符合这几点，就可以进入大师行列。我认为大师应接受历史检验。我们很难评判在世的艺术家是否大师，当然也有特例，成就摆在那里的，比如潘鹤先生。
黄斌：这四条标准，我都很赞同。但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应该是具有实践性和时代性的。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的大师标准。哪怕是在美术发展最黑暗、困难的阶段，也会有相对于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这就是大师。
从艺术发展规律来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当中，能不能出大师，一定要看这个领域和领域内的代表人物有没有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譬如，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产生了一批美术大师，是那个时代政治的产物，他们有他们的创作激情，与当时的政治需要高度吻合。但今天，如果我们还希望从政治上赋予广东的美术家这样的地位，不现实。
如果说当年是政治美学的话，今天应该引入实践美学的概念。在市场经济最发达、改革开放最前沿、对外交流最充分的背景当中，广东美术界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我们今天要看，有没有广东的卡梅隆、广东的张艺谋。在这个意义上说，广东目前还没有凸显出跟这种实践性、产业性、开放性相吻合的集大成者。
梁江：真正的“大师”或“大家”，只能从艺术的历史逻辑来判断。他的艺术作品真正以创造性标示时代的先声，他的成就或造诣在某一转捩点上推动了艺术的发展。或者说，“大师”是站在历史转折点或时代潮头之上，而且必定是标新立异，开一代新风的。惟其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艺术史的承认。
我赞同黄社长的看法。更想说，广东当今的文化处在一个持续的繁荣期而非转折期，出名家易，“大师”则可能需假以时日。当然，今天以艺术以外的理由也有可能获得名声，成为名家，但不配称“大师”这样俊伟，这样磊落的衔头，历史会披沙沥金。
黄斌：这就是炒作出来的，伪大师。
许钦松：实际上大师的行为、意识往往是特立独行的，可能会有很多与社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光用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还不够，只能是一个参照。
黄斌：能不能出大师，涉及一个条件：当时社会环境当中思想的冲突性，有没有这样的思想氛围。之所以叫大师，首先要承载他的思想性，体现在他作品里要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在里头，这一定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不可分割。老实说，广东现在在思想深度方面是欠缺的。
许钦松：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高度决定了他的艺术高度。
黄斌：人的思想高度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广东此前为何大师辈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封建社会正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时广东是一个思想的桥头堡，任何最新的思想先从广东开始，所以容易出大师。这个时候，如果一个艺术家敢于思考、善于思考，哪怕是产生了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思想，他通过作品表达出来，回头再看，可能也能成为大师。其二是个人的创造激情，这跟思想基础是相关联的。一个艺术家应该是很焦虑的一个人，内心很紧张。在安逸中就没有这种创作力，今天也缺乏了当年出大师的时代背景当中那种“我要吼，要抒发自己”的感觉，更多的可能追求商业的成功、炒作，浮躁了。
许钦松：我觉得还是要假以时日，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大家的生活安稳还不一定是主要原因，是不是一定要在痛苦、愤怒当中才能产生。像李白，他的生活也并不差。
黄斌：确实，有不少宫廷艺术家，生活无忧，也有伟大的作品出现。但他的创作状态一定要发自内心。
梁江：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提出“文明的冲突”观点时，已忠告人们“现代化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在一个多元时代谈论文化，谈论广东的文化强省，前提是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本体价值有清醒认知。尤应注意，文化产业不等于文化，它只是文化的局部。要让文化回归它的本体，回复它的精神本性。这样来思考如何依托当代广东这方热土来拓展文化和学术，才会找到符合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真正给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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