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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为什么当代中国出不来艺术大师呢?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跟我们现代文化的先天不足有关。因为现代文化并非中国愿生态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而是一种引进文化，是在西方强大文明的冲击之下所做出的一种被动回应。因而缺少文化自觉的根基和不断繁衍的源水。尽管“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既是在对本土文化沉痛反省中开始的，又是与西方思想界正在反省西方现代文化同时进行的”(栗宪庭语)。但有一个根本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西方思想界对自身现代文化的反思，本来就是他们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内部环节，是完全自觉性的，既被他们历史发展的眼光所牵引，同时又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作为意识的铺垫。而我们却是在告别自己的传统，抑或是被动的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开始的。所以，同样的反思，我们却只能顾此失彼，无法站在人性的基本立足点上审视人类的全貌。这也就是封建中国为什么能够出现曹雪芹那样伟大的创作家，站在“封建社会意识”的总高度上去思考人的价值问题，而经历了现代文明洗礼后的当代中国人，却反倒不能出现等量齐观的大师级艺术人物的原因。门户开放转化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造成了文化重心的失衡，把中国变成了“落后”，西方变成了“先进”，中国变成了“传统”，西方成为了“现代”。而经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语)的思想命题发展到“打倒孔家店”(陈独秀语)的呼声，又进一步加剧了价值的倾斜，使中国的现代文化建构在全面引进“德赛”两位“洋先生”的同时，脱离了自己的源水，失掉了传统的根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组成部分，再次包容了“五四”以来新文化思潮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问题。“新潮美术”既是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同时也是一种理想化超越。在此超越的过程，出现了“文化寻根”的思潮，美术界也涌现出了丁方那样的人物。丁方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毅然走上黄土高原，不仅是为了探寻艺术创作的文化母语，更有一种超越现实文化矛盾的宏愿。即希望深入到广茂的土地上寻找到一种大人类的文化精神。这也正是栗宪庭提出“大灵魂”的价值内涵。栗宪庭曾在八十年代的一篇著名文章《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中呼唤博大、深沉的境界，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超越一个多世纪来纠缠不清的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问题，获取大人类的启示。可问题是，如果大灵魂的理想没有人的内容填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那种人文主义从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漫长历史铺垫，必然容易滑向其反面，那就是空洞。我总觉得1989年后文化思潮及其艺术观念的变化，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因为理想的空洞造成了脱离人的现实倾向，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产生了厌倦情绪。所以，迫切需要提出属于人自己的问题。这也是艺术潮流更迭的一个内在线索。然而，这种潮流更迭造成的“近距离”(尹吉男语)自我关注，又使得自我的反思屏蔽了生活中广阔无垠的内容，失去了跟历史和土地深切交融的关系，因此也缺少了文化制动的原始能量。这也就是九十年代以后方力钧的出现，其作品中的自我主体形象总在游离状态的原因。
方力钧的艺术产生在1989年后“逃避崇高”的文化背景下，橫向连接了王朔的“痞子文学”。王朔以“码字者”自诩来解构文学的神圣性，方力钧则把创作比喻为人的“排泄物”来消解艺术的精神内容。这种讽刺与自嘲正好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追求形成了一个相悖的反题，进一步打碎了北岛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一种人文观：“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所以，也成了方力钧艺术中的一个价值漏洞。尽管他后来离开“玩世”主题，说自己是“嘲笑崇高、崇尚尊严”，但其价值失落的前提却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切割了他对尊严的塑造。因为没有英雄的背景，人格提升不起来。同样，没有崇高意识，尊严便无从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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