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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西方人文主义从中世纪神学枷锁下解放出现，提倡人的尊严，是一种从神格到人格的转换。也就是说人文主义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神学背景作为资源。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瓦尔奇所言：“理智所判定的，从来就是上帝的意旨”。之所以西方的历代文化大师们总是能够站在人类的高度上审视问题，得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泰伦修语)、“伟大的作家是生活的尺度”(塔西佗语) 、“我的国家是全世界”(但丁语)、“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历史”(孔德语)、“世界是我的世界呈现于此”(维特根斯坦语)等等这样一些伟大认识，都是因为有着崇高视野的折射。如果无视这样一种崇高价值，孤立地谈人的尊严，是根本谈论不起来，更是难以伟大起来的。这其实也是鲁迅的悲剧。鲁迅在“五四”以后提出“立人”的主张，可谓是对新文化运动最有价值的人文填充。但因为缺乏更为广阔的人文及其历史背景，至使鲁迅也只能投入毕生精力去批判自我民族的劣根性，因此而成为民族大义上的思想巨人，却跟人类整体的文化启蒙失之交臂。
鲁迅的悲剧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剧。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的现代性缺口，使一个本可以影响世界的深刻灵魂，变成了仅仅只是对民族文化内部伤痛的补偿。然而，尽管鲁迅留下了他的时代遗憾，但他毕竟以女娲补天般的勇气弥补了一个新时代的价值漏洞，为我们通往现代性的征途打下了一个广义的人性基础。由这个基础往上拓展，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本也可以铸成高楼、砌成大厦的。可惜的是，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屠刀砍断了这个头绪。而更加可惜的是，八十年以来的重新拾取，刚刚在探索人的现代价值上露出形象的端倪，却又因为商业大潮的接踵而来，淹没了价值建构的热情与历史创造的冲动。
商业本来并不是一件坏事，资本的占据也是人性解放的一个台阶。但如果自我的主体还不健全，仅仅只是希望将这种人格的缺口放到商业市场里去弥补。那么，不仅得不到弥补，相反，还会被不断消解。其实，西方商业化进程也是伴随着人文主义历史发展起来的，是人从神学枷锁下走出，为人的自由重新确立的交换关系。人与商业本来属于鱼和水的孕育和滋养关系。而我们的商业化却是潮水般突如其来的，毫无人文历史的铺垫与准备。所以，很容易形成对人及其现代价值的消解力量。尤其是今天，商业市场的控制权实际上被西方人所掌握，这就使得中国艺术家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会不由自主地转变自己的视角，慢慢学会用“他者的眼光”(邹跃进语)来理解事物，看待问题。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早就注意到一种与此相关的创作现象。他说某些旅欧旅美的中国作家因渴望“走向世界”而产生了一种“全球影响的焦虑”。继而他在评论北岛的一本诗集英译本时说：诗人写作不是纯粹为了自娱，他们心中有想象的读者，这些想象的读者有可能影响甚至决定他们作品的基本特征。北岛用中文写作，但是他想象中理想的读者却是西方读者，有意无意会揣摩那些读者的兴趣好恶。如此这般制作的诗歌是专供翻译的诗文……
宇文所安的这段评论当然不只涉及到旅欧旅美的中国作家，也包括旅欧旅美的中国艺术家们。我所看到的那些在当今国际艺坛上活跃的中国艺术家，诸如蔡国强、徐冰、黄永砯、谷文达等人，就都带有类似北岛的特征。我曾把他们的创作说成是一种文化配对的游戏。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有主体意识的呈现，即便是他们的艺术不约而同地吸收了一些东方文化的古老原素，但也基本是借用了西方人的视野，或者说是为了取悦于西方观众，有意识地来挖掘自己的“民族讽寓”(杰姆逊语)。实际上，这跟张艺谋的电影并无差异，也都是在异国情调的气氛宣染下，自觉充当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文化注释，不断为“第一世界”提供一种有关“第三世界”的神秘映像。而更加致命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更在于他们成为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某种成功标志，继而对整个中国艺术创作界的全面影响。当中国的艺术家们都假以这种所谓“民族讽寓”来消除“全球影响的焦虑”时，也就屏蔽了放眼天下的胸襟和视野，使得“走向世界”的命题成为了某种现代价值上的空壳，越来越脱离了人的本质，远离了人类的普遍经验。到头来，一次一次走到世界舞台上的也不再是人，而是一件新式的唐装，一道夹着三明治的春卷，或者一种王婆卖瓜的讨好策略。如此的情形下，还来期待从精神意义上影响世界文化的艺术大师的出现，恐怕只能是一场泡沫中的幻梦，一种贫瘠中的奢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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