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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坐标与时代病理
十多年前的某个拂晓，我初约西湖。尽管湖畔垃圾隐约可见，但氤氲栏杆外传来婉转的越剧唱腔的合唱，让我对“南方”陡增好感。数日后返回东北，恰好也逢清晨，火车减速，发现车窗外有人群伴着铿锵锣鼓在晨练。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南一北的唱和，恰如当代艺术的地域性差异。
其实，作为一个伪问题，地域性不曾存在就如同一直存在，就如同资本与政治从未停止对艺术的介入。只是全球化使我们有了一个较之从前更宏观的认知角度，它使我们可以在媒介、语言和方法之外，重新审视当代艺术的族系与脉络。尽管当代艺术与社会生活具有某种同构性，但二者绝非简单的平行关系，也绝非社会反映论就解释得了的。东北当代艺术家的局部性经验，实际上如艺术史学者巫鸿先生在说到“亚洲艺术家”时所表述的，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假说”，但他也不同意“没有亚洲艺术”这回事。所以说，对东北地区当代艺术的回顾与思量再次把我们带回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一连串的追问与思考。比如，到底怎样界定东北当代艺术?它的语言意义和地域特质会给艺术史研究和正在进行的艺术写作带来哪些有益的经验?等等。我想，只有穿透地域性带来的某种先验经验，才能接触到被其笼罩的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吕澎在《改造历史》展览的前言中说：“时间从没有恢复历史的真相，而仅仅改变了之前人们熟悉的历史的形状，”这可以说是当代艺术的历史观，而同时，艺术及其现象所发生的空间地理也在塑造着艺术和艺术家的性格。也就是说，有一些属于基因的本质特征是超越被全球化的经验形式而存在的，这或许就是地域性尚存的积极意义。
当代艺术在北方，首先是与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时，相对于闭塞的外部环境，学院对信息和技艺的垄断使它一度成为艺术生态的腐殖质，1980年代初，春风已经苏醒，当时，以舒群、王广义和任戬等为代表的“北方艺术群体”，激进地将“绝对理性原则”作为针对以往教条、说教的艺术的美学武器，乡土绘画的温暖感也被“冷性特质”所荡涤。当代艺术光芒在北方得以初现。“85新潮”意味着艺术界思想禁锢的解除。与那种本土的美学风格相并行，艺术家不再缩手缩脚，由此开始尝试各种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风格形态。不得不说，新方法的拿来，不仅改变了中国艺术的既往形式，也改变了艺术的概念本身。
1992年之后，中国艺术家开始使用“当代艺术”——尽管这个词已游离于具有明确语言模式和规则的西方当代艺术的原初所指。易英曾认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家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是“如何进入当代艺术状态——既有明确的个人艺术特征(语言的切入点)，又超越着形式主义情结(“新形象”、“新风格”等“图式原创”思维模式)。”
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神速，尤其房地产业在政府和投机商的共谋下迅速热起来，物质生活带来的巨变迅速由城市波及到城乡结合部，然后是广大的农村。丰富的物质与国民相对无序和荒芜的精神生活之间形成空前落差，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随之空前偏移。新千年以后，许多东北艺术家也离开了曾经生活的“乡土”，出走至京沪等中心城市或海外。但城市是另一种乡土，或者说，所有城市都具有乡土性，这乡土是文学意义上的乡土，它失却了赖以耳濡目染的真实山水和民风，却可能在内心生长盘结。这其中必然有因失忆而来的追忆，那种具有典型当代中国特色的时代失忆。这里不妨再借题发挥一下，为什么好多东北当代艺术家仍然迷恋后工业时代或气息的绘画?比如王岩、王家增、刘艳、赵晓佳、徐宝中、韩大为等，除却塞尚、巴尔丢斯、安塞姆·基弗等艺术家在画面经验及趣味上给予的影响启示，我想，东北人“快意恩仇”的性格也参与到作品的基调中，而且，其中或许还有一点，那就是在这些艺术家看来，物欲堆积的城市虽然并不“美”(至少在潜意识里)，但旧工业体系的颓败、处于大规模拆除期建筑的废墟感和结构感的并存，恰好暗合了东北当代画家对画面秩序和悲怆“气氛”的偏爱。而在现实中，霓虹闪耀的水泥森林冰冷、世故，难以被亲近——人在此间享乐、为肉身消费，却以文字和绘画等非现实的方式找寻“乡土”，借以安置灵魂。与上述艺术家不同，早期王兴伟和从东北小城走出的刘小东等人的作品则显得更为底层和民间，他们所选择的形象不具有悲怆的宗教情结，那些随机的无意义的日常形象，经由艺术家具有坏画技法倾向的描绘重组，使无聊或充满矛盾的现实重新生发意义。回溯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鲁迅美术学院的教学与创作，尤其是油画和雕塑，多呈现为理想化的、具有强烈形式感的作品，这种集体形象的树立，一方面与鲁美的教学传统和北方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放眼中国画坛，针对那些书写小情调、小语言的唯美矫饰之作，彼时“鲁美现象”的确有“壮阳”之意。然而，就在顾振清、杨荔提出“鲁美现象”并使后者声名鹤起的前一年，1991年，王广义以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这样说到：“……就中国当代艺术状况而言，我认为‘经院’味的语言纯化，以及个人情绪的表达倾向是有危险的……。其实就当代艺术家来讲，它似乎应当是一种公众共时经验的一种重组的实现，它涉及到所有人，它是一场大型的‘游戏’，它迫使公众参与进去。从表面上看，公众似乎弄不清楚这个游戏的真面目，这有点像公众晚间看电视新闻节目一样。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当代艺术总是在提醒公众注意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新闻和游戏引导我们走向真实的生活。”他的话多少预示了一种“学院主义”在东北当代艺术生态格局中由负重到潜行、多位、纠结的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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