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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不只是一种来自法国的时髦学问。它让人感到狂喜，觉得日常生活的世界，尤其是媒介的世界，包含一层秘密的含义，可以用正确的工具把它破解出来，从而进入一个隐藏的知识世界。许多学习符号学的学生毕业后在媒介和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符号学家在数字媒介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文本游戏的符号学的世界观会使他们能够立刻与超文本的、混乱的网络产生共鸣。符号学仍在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把符号变成新的奇观。
伦敦大学研究员肖恩-霍尔兹在《符号学的75个基本概念》一书中说，符号学(Semiotics)是关于记号(Signs)的理论，它源于古希腊文中的“Semeiotikos”一词，本意是“记号的解说员”。标记对人类的存在异常重要，它记载了人类所有的沟通形式。在符号学概念的引领下，我们可以越过文化制造的意义沼泽。
他举例说，卢卡斯-克拉纳赫创作过一幅油画《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画中撒旦以苹果诱惑夏娃，夏娃摘下一只苹果递给亚当。其实夏娃受到苹果诱惑并非《圣经》中的说法，《圣经》并未提到苹果。书中只提到了果子，而不是苹果。因此，可能是一只橙子或者无花果诱惑了夏娃。在克拉纳赫的作品中，苹果作为能指，被当做诱惑(所指)的象征。既然苹果可以代表诱惑，选择其他水果也能表达出同样的意义。这幅作品之所以在交流上十分成功，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早已将画中苹果的形象同诱惑的观念建立了连接。能指和所指之间可以存在多种关系。同一能指可以对应多个不同的所指，同一所指也可以拥有多个不同的能指。同一能指指向不同所指的例子：苹果可以分别代表诱惑、健康和水果;不同的能指都可以指向同一所指：如英语中的Apple、法语中的Pomme、德语中的Apfel都表示苹果。
另一个例子是“我买故我在”这一标语。它的含义似乎很明确，购物让我们明白，作为人类，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它是从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转变而来的。笛卡儿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他认为建立认知系统必须从第一原理开始。为了给自己的哲学找到稳固的基础，笛卡儿引入了怀疑方法：怀疑一切可怀疑的。这使他得出了结论：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确定，就是这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其推理是：如果我思考，思考会随之而来;如果我怀疑“我在思考”，思考仍然会随之而来。因此，无论如何，我都在思考，因此我在。在笛卡儿看来，“我思故我在”与“我怀疑故我在”是同样真实的，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考。这使得笛卡儿推论说，我是谁的答案归根结底是思考之物。那么，“我买故我在”的深层次含义或许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从前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哲学思考来确立自己的信仰系统，那么，今天我们是通过那些看起来琐碎而平庸的购物活动来明确我们的身份，这的确很有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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