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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庆伟:开放边界的艺术与艺术史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11-14 13:44:21 | 文章来源: 99艺术网

关注新世纪十年艺术发展的人不免发现,这十年的艺术史已经很难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尽管不少艺术史学者都在进行着修辞学、语言学或艺术流派归纳等方面的努力。

“我很赞同那为拉美作家博尔赫斯的观点,人类都被一种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和可能性摆布。人类的本质就是脆弱,就是贪婪,叔本华说的好,唯有艺术才能使我们摆脱一切的桎梏,进入一种世界的最高层次之中”[1] 身处80年代“文化热”中的艺术家更多的思考着精神层面的东西——思想独立,不少人已然读到了贡布里希的著作以及其相关的美术史理论,在《艺术发展史》导论中——“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探讨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的文字,正是一种艺术创作倾向;而在该书“改变着的历史”章节的第一句话中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态度:“我们的历史知识永远不会完备,永远有新事实尚待发现,他们可以改变我们对往昔的认识。”艺术、乃至历史知识的标准变得没有严格界限。杜尚的《泉》让以上理论成为现实,有人说杜尚解放了艺术,而更多人承认,在观念方面真正自由的杜尚改写了西方现代艺术史。不仅如此,反美学潮流以及“现成品”艺术同样也已成为后现代艺术的重要标志。

“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旦与他们相应的自由创作活力被激发并彰显出来,他们固有的艺术癖好就会使无论何种媒介都转变为艺术作品。”波伊斯如是说,他试图改变人们对艺术家所固有的认识论,同时强调艺术作品的媒介突破。而今天的艺术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无时不在朝着多元化发展,中心与主流不再是常态化的产物,边缘与碎片却时常带给人无法忽视的效果。“艺术终结”或“艺术死亡”这样的字眼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

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在发生着变化,20年代末,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逐渐发展,并在50年代后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以重视政治史、英雄人物史的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史学,逐渐被新史学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与人有关的历史——经济、社会、人口、性别、日常生活——成为了新史学研究的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是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对研究对象上下文的分析。由于新史学的缺陷,在进入80年代后,回归传统史学的趋势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人们不禁问道:新史学是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了呢?

2007年,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关于新绘画的讨论变得增多起来,吕澎在文章《新绘画的历史上下文》中,对“新绘画”进行了概述:

适合使用“新绘画”这个词汇的地方发生在“玩世现实主义”与“政治波普”以及它们的交汇处,如果一定要找寻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没有本质主义的追问,却有现实问题的揭示;不是西方主义的标准,却有全球化的普适态度;不再攻击具体的目标,却有并置出来的冲突;不讨论什么是艺术,却坚持艺术史的立场;没有独一无二的阐释,却有截然鲜明的观念。[2]

虽然我们仅能从这段概述中找到关于新绘画的一种模糊概念,精确地塑造形状的倾向被隐藏在各种艺术创作中,但吕澎在文章的最后依然坦诚:“归纳‘新绘画’的风格与语言特征很可能不得要领,我们通过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图像学、心理学以及微观科学的方法都能够找到‘新绘画’的因素,原因在于,‘新绘画’是充满生机的全球化时代中复杂问题的产物,全球化中的中国是‘新绘画’最基本的语境,‘新绘画’的复杂与丰富性既是这个语境的结果,也是这个语境的组成部分。”关于新绘画的讨论也被具体地展开,“新绘画的边界在哪里?”便是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参与研究、讨论的人往往从具体的案例进行抽象的总结,虽感觉时时都已抓住了“新绘画”的边界,但又总是与之失之交臂。而艺术的边界却总是交叉融合同时又各自独成体系,我们在讨论艺术的边界时,往往离不开对艺术媒介的讨论,同样的,艺术的媒介变得宽泛与综合,跨媒体——这一概念已经吸纳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与策展人进入,诚如2010年,中国美术学院融合油画系、展示文化中心、新媒体系、综合绘画系成立跨媒体学院,不仅融合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同时将展示(视觉)文化研究纳入其中,跨媒体这一模糊而综合的艺术命题进入学院并开始走向学科化建设。

探寻事物本质是具有智慧的人类的本能追求,每个概念或理论的提出总会招致具体的批评与反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新概念或理论的提出,“概念一旦被建立起来,就出现了对立和界限。”——这不失为我们探讨艺术的边界等问题的有效途径。诚如我们在讨论水墨、传统问题时所丧失的基本共同出发点。每个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特殊的语境与上下文,但是我们决不能将此语境与上下文盲目的贴上时间的标签,巫鸿在《美术史十议》中对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方法的“开”与“合”概念,强调必须从“开”的角度研究审视的领域是现代和当代美术,“对这种线性系统的打破,以超越中国的空间联系代替中国内部的时间延续作为首要的叙事框架。”同样的,我们在努力探寻艺术的边界时,不妨将艺术本来就模糊的边界开放,以期迎来开放边界的艺术及艺术史。

[1] 1984年5月24日张晓刚致周春芽的信,《失忆与记忆:张晓刚书信集(1981—1996)》,北京大学出版社

[2] 吕澎:《新绘画的历史上下文》,刊登于2007年第5期《艺术当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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