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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88年开始在香港艺术中心工作，上班后不久，便要举办一个蛮重要的展览，就是美国摄影大师罗拔.卡柏(Robert Capa)的展览。展览中有些他在中国拍的照片，包括三张他在1938年拍的照片，分别是周恩来、蒋介石和一幅正在哭的女人的照片。我的责任，是把这三幅照片挂在墙上。
当我安排把这三幅照片挂在墙上时，才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应该如何摆放?是先有蒋介石，之后是哭的女人，然后走出周恩来;还是先有蒋介石、然后周恩来，他们之后，就走出了哭的女人?我怎样摆放，完全可以影响观众怎么样了解历史。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编排一个次序出来，那是我的工作。就是说，我一定要提供一种看法。最后，我的安排是哭的女人、然后蒋介石，然后周恩来。因为在蒋介石之前，中国的痛苦已经存在，我觉得这是比较公平的编排。
从这次照片的安排看到，策展人不是完全客观的技术员，而是每一分钟都在影响观众如何观看艺术的人。文化管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中介，文化管理人不单是负责管理、支援的工作，他实际上是个中介人、演绎人，也是一个文化的把关人。这个中介人，选择、界定、演绎、展示和保卫艺术。很多时候，也决定了什么人来看艺术，什么人不来看。在公众认知文化艺术的过程中，这个中介人的干预性很强，他同时也是流连在各种复杂的意识形态、传统价值和权力架构之间，努力维持对文化艺术的一些价值观。
实际上，由选择用什么东西来宣传、到作品的编排，介绍的文章，全都是一种的演绎。每个举动、每个安排、背后都有它的意识形态在影响着观众，很多时候观众受了这些安排的影响也不知道。就拿著名的纽约古金汉艺术馆为例，它那长长的缧丝型的走廊，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十分美观，但它也规定了一种看艺术的方法。这样的设计，观众只可以沿着一条缧丝型的走廊走，观看艺术的方法是单线的、一个接一个的单向过程，艺术的发展就是单向的前进，观众没有其他选择，一定要这样的看，跟我们尊重多元、多向的，自由选择的后现代的观看方法有很大的距离。实际上，当纽约现代艺术馆建立他们的新馆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讨论，研究画廊房间的门应该是怎样开的，一个房间应该有多少的门。
你可以说古金汉是个别建筑的设计，那么，我们看看比较大的艺术馆的传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艺术馆的展览厅都是白白的，除了艺术品之外，是什么都没有的白盒子?但是，在二十世纪之前，展览厅不是这样的。这个主要由纽约现代艺术馆开始的展览模式，背后有一种美学的概念，认为艺术不应该跟其他东西串连，应该独立地存在，可以单从形式主义(Formalism) 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走进这雪白宁静的空间，就是要跟外边的世界分开，就是享受艺术这独立的乐趣。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把眼前的艺术跟市场、权力架构分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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