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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为自己开了理性的药方。在这个意义上，当理性被设置为绝对并开始检验生活的一切领域时，对现行体制，国家和教会来说是危险的。理论上讲，每个个体的启蒙理性，无论他的出身，他都有权利参与这一检验。这一检验的标准是逻辑，而且是世俗的逻辑。对国家来说这导致权力的分立，政治党派的产生，议会的商议决策----这剥夺了国王的绝对君权。君权不再来自上帝的神恩，它不再居于法律之上。对教会来说这一后果同样深刻。当传教团，特别是耶稣会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关于传教的详尽报道中所厘定的，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也确知，很多异教同样是一神教，不管它们各自的特点它们的崇拜在结构上是相近的。不管他们是否情愿：通过他们的详尽报道，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即比较宗教学，它的逻辑后果就是基督教的相对化。基督教逐步失去了它的绝对权。
绝对君权在哲学层面上首先在英国被约翰· 洛克(John Locke)1690 年出版的《政府两论》质疑。在法国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s) 的 《论法的精神》 (1748) 。约翰· 洛克不仅仅奠定了权力的分立，英格兰首先实行了议会君主制的形式，它显著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洛克还决定性地同样 1690 年出版的《论人类理解力》提出了一个理性形成的模式。与从天生理念出发的笛卡尔相对，洛克秉持理性的形成从零开始的观念。为此他提出了两幅印象深刻的图景： “白板” (tabula rasa), 一块空白的白板，感官的经验在上面写就并通过联想相互联系起来。第二幅图景是 “暗室” ( camera obscura),理解力通过感官的经验逐步让光进入暗室，直到理性被启蒙。英文的启蒙概念(enlightment)照亮，比德语的启蒙概念更直接地指向这幅图景。洛克很清楚，理解力中的错误联接会让逻辑失效。洛克十分害怕非理性，视其为疯狂的边界。在这个害怕中人们后来在启蒙的辩证法所说的已经成形：遵循一个抽象，内在的逻辑可能在实践中招致毁灭性的后果。
文学家劳伦斯· 斯坦恩(Laurence Sterne)18 世纪 60 年代在他的讽刺小说中概括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了理解和感觉间不可解决的紧张关系，和洛克相对，他将感觉看作是自然给定的，并赋予它比理性更重要的作用。洛克掌握自然的希望，被启蒙的自然科学所强化，与之相连的乐观主义至迟到 1755 年震撼整个欧洲、摧毁里斯本的大地震就消失了。理性和感性间差异的经验的结果是对心理的发现。如果个人以前在痛苦和忧虑时能在教会那减压，现在他们只能被抛向自己，必须自己甩掉身上的压迫。单独靠逻辑并不能带走他们的恐惧，他们经历了内与外，理性与灵魂间无法再消除的断裂。法国大革命对此的反应是心理学作为普遍学科的确立是循此逻辑一以贯之的。直至今天医生仍被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躯体派，它把身体看做是功能组织，只相信器械医学，另一类是出身于自然哲学的医生，他们将疾病看作是灵魂的扰乱，而不仅仅是身体的扰乱。
欧洲 18 世纪的艺术对上述一切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反应，它们宣扬启蒙，并使随之而来的问题直观形象起来。与公众议会在艺术领域相对应的是法国沙龙的建立，巴黎卢浮的卡勒沙龙(Salon Carre) ，逐渐由皇家城堡变为纯粹的美术馆。 1737年沙龙举行了几百幅画的大展览。法国艺术院作为艺术控制的机构失去影响，因为在沙龙内非艺术院成员也可以展览。到世纪末共展览超出10000件陈列品。作品的质量不再由艺术院根据他们的经典规范标准来评判，而是通过艺术杂志所形成的组织的正式承认。艺术批评产生了，也产生了外行的评判，这就有了一个公共的艺术讨论。宫廷和教会失去了舆论领袖的地位，比起历史的，神秘的，宗教的主题公众更偏爱其它的主题，肖像，风景和风俗画越来越受追捧，大规格作品渐渐消失，市民家庭的客厅里没有它们的位置，直到作为新的公共机构的美术馆又开始接受其它规格。这个发展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国家和教会作为委托者渐渐消失时，艺术家必须在自由市场上自我维持，这里有巨大的竞争。由此获取利润的艺术商人更加突出。在德国直到 19 世纪早期市民公众才创造出为新艺术提供展览的艺术组织，协会。
18世纪市民的、世俗的艺术首先在英格兰形成。当历史，神话和宗教不再是主题，当代的道德教化题材代替了它们。新的门类产生，在文学中是小说。与之平行的是造型艺术中的威廉· 霍加特(William Hogarth)作于 18 世纪 30 年代的组画，它们描绘一类人的生活，他们无法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失败，因为他们错误地决定或意欲爬得太高。对艺术相对较长被贵族统治的英国公众来讲，版画是被接受的艺术形式。它们不要求得到高雅艺术的资格，在英国它们大多来自意大利。但霍加特要在高雅艺术的市场站住脚，他试图把按照经典观念衡量的低俗题材用高雅艺术来高贵化。疯人院里试图自杀的浪荡子，获得了死去的耶稣基督的形象，连身上的伤都不缺。谁看出这来，会觉得迷惑。耶稣基督成了浪荡子。霍加特展现了一种意义的颠覆，经典形象在当代的形象塑造上还具有效用，但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进行了一个价值的重估。有可能也思索当代为什么没有了上帝。不管这一颠覆能否被取消，上帝已经被挤走。同时霍加特也展现了他对经典的艺术语言的绝对掌握，但他以传统方式描述的经典主题，在当代不再能使人确信。他通过指出当代的负担，间接尝试使人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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