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春辰
《艺术终结之后》译后
阿瑟·C·丹托（1924年-）现在是美国当下声望日盛的艺术批评家，他早年学习过绘画、艺术史，后读哲学，一生都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而且属于分析哲学。40年代游学巴黎，研究萨特，著有《萨特》（1975年）一书（有中译本）；二战后，英美英语世界对尼采多有蔑视和攻讦，丹托著《作为哲学家的尼采》（1965年）来修正人们对尼采的误读；1968年出版《历史分析哲学》，成为当代历史哲学的著名学者。1987年从哥大退休。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美国美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杂志理事会主席，1984年起成为《国家》杂志艺术批评撰稿人至今（美国现代重要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也曾担任过该杂志艺术批评撰稿人）。所以，他称自己是“艺术哲学家”。事实是丹托在1964年即发表了他的《艺术世界》一文，但当时仅限于美学专业圈内，艺术圈内对他还不甚了了。只是在1984年丹托提出艺术的终结论，才一下震惊于艺术界。终结论在大洋两岸都有回响，成为当代一个热烈讨论的现实话题和学术话题。这是一场关于艺术与历史、艺术史与人类现实世界的讨论。丹托总结自己有三部关于当代艺术哲学的著作，第一部是1981年出版的《普通物品的转化》；第二部是这部《艺术终结之后》（1997年出版），第三部是2003年出版的《美的滥用》。
丹托对当代艺术现状及其发展的历史，希望做出历史哲学的解读，认为没有艺术史哲学的思考，就无法面对当代多元主义的艺术现实世界；如果没有这样的艺术史哲学思想，艺术史再发展的包容性也无法建立；具体到艺术实践，艺术家也无从适应艺术的多元主义，特别是在人们普遍被一种主流艺术历史观所左右、认为当代艺术也存在主流或主导的东西、认为新的就是历史的、主流的时候。这不仅是普遍存在于国际艺术世界的艺术现状，也是中国的现状。这样的一种认识维度来自于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建构认识，是与历史的现代性建构密不可分的。恰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思维定势“套牢”了人们对艺术史发展与当代艺术现状的认识，困惑多于清醒，现象大于理论。既然艺术史是在观念建构中形成的，艺术创造与创作也是在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所以，观念的思辨和理论的思维继续是认识当代艺术及艺术史观的基础和根本；任何一种关于艺术史的批评和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如果没有建立在这样一种历史观和理论建构中（无论哪一种理论建构），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本之木。批评要有热情和激情，但感性不能代替分析，分析不能失之随意。史观、理论是批评的表现，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正因为如此，当丹托说艺术（史）终结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芸芸众生，泱泱艺术，怎么会是终结了呢？其实，丹托说此话是基于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观念历程来说的。丹托认为自己是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艺术的终结的灵感的。
黑格尔把艺术分成三个类型，想象型、古典型、浪漫型。这个三个类型分别对应于东方艺术（古埃及、波斯）、古希腊艺术与绘画、音乐、诗歌。进入到黑格尔的时代后，黑格尔发现艺术已经完全疏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成为艺术作为艺术的东西，不再是人们的必须需要，反而要从哲学上、思辨性上来对艺术加以认识，当艺术走到这一步时，就是艺术的终结，这是宗教-哲学-艺术三个人类精神追求过程的结尾，所以说艺术是最后一个阶段。
从历史来讲，艺术不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和生活必需时，意味着艺术的终结，此时的艺术的功能不同于历史上与人类生活和宗教诉求自然结合的艺术，就艺术的最高职能而言，都是一件过去了的事情。面对黑格尔之后的各种艺术以至到今天的当代艺术，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的实质是，他要说的不是关于艺术的生产，而是关于艺术与我们（人类）的关系，因为艺术对于失去了它的真正的真实性和生命力，艺术已经转换为观念，而不是象早期那样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具有崇高的地位。
当艺术的当下愉悦性和欣赏性消失后，就迫切需要艺术的哲学来进行阐释，这就进入到理智的思维活动了，这时的目的不是创造艺术，而是试图获得艺术是什么的哲学理解。
在早期，艺术是人类孜孜追求的东西，希望获得精神满足，而现代不是了（到黑格尔时候），这样的一种满足，从宗教的角度讲，是与过去的艺术最为密切的。但这样的黄金时代如希腊时期已经过去了。黑格尔认为希腊或中世纪欧洲的艺术满足了人类的最高精神需要。而现在，黑格尔认为我们超越了这个需要，进入到所谓的反思之中，即哲学。在历史的黄金时代，人们通过生动的形象了解了他们自身和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而现代人则必须去阐释他们所当下所理解的东西。如当时柏林正在兴建一座博物馆，有来自不同时期的物品。由此，黑格尔认为，这些过去的艺术所提供给人们的东西，现在只能通过哲学反思去获得。因为我们在博物馆内，必须了解这些艺术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它为什么是那样呈现它的内容。我们外在于这些艺术，必须以批评者或艺术史家的身份去面对它们。艺术已经失去了它本身具有的传达力量。实际上，我们不再需要那样的艺术。或更加极端一点，我们不再需要艺术。我们比过去那些通过艺术获得精神满足的人，跃上了一个更高的知性层面，黑格尔认为我们已经走向了其他的、更高的、更知性的事情上，因而艺术实现了其最高职能，进入到了艺术的终结状态（见丹托《非自然的奇迹》绪论对黑格尔艺术终结的评价）。
丹托则认为“艺术”这个术语就是近代的观念的产物。我们今天视为艺术的东西，在远古、在历史中都不被看作“艺术”的，是逐渐被历史中存在的人建构起来加以认识的。由此形成了近代艺术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成为一门通过观念来建构艺术的历史的认识的学科。而被意识与观念激活了的历史中的人则被观念推动着，创造、创作着艺术。这样建构中的艺术史可分为三个历史的宏大叙事模式，在第一阶段，从瓦萨里开始追求的是准确再现的进步历史；到了现代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追求艺术的纯粹性，追求艺术自身媒介的纯粹性；而到了后历史阶段，也就是当代艺术的后现代主义阶段，则艺术作为视觉形象的表现载体越来越趋于观念化、哲学化时，艺术史走向了作为观念诉求历史的终端，即意味着艺术史叙事的终结。这样的终结是艺术自我意识的解放，是历史进入后历史时期的一种最佳理想状态，艺术成为生活中的艺术，与人的自然生存有机结合，而不是疏离于人的生活和生存，这就是多元主义的艺术理想国。
如今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和理论化批评，不仅艺术界关注，而且其它学界的学者、思想家同样关注，从不同的理论背景、学术话语进行解读和分析。当代艺术和艺术史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术话题或学科，需要多重、多元的思想资源进行批评和批判。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的存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因此会有跨越学科的批评介入，这恰恰是当代学术、学科包容的趋势，目的就是突破学科界限，将视野拓宽，同时也是真正促进一个学科问题的精而深。丹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他没有深厚的哲学研究，就不能展开宏大的历史视野，也就不能突破艺术史的自身认识维度，可能只限于就艺术（史）论艺术（史）的一维天地，也就不能将艺术（史）研究引申到更广大的人文知识体系中。艺术（史）的研究和批评其实比其他纯思辨、纯概念化的学科研究更要难。它不仅面对各种语言文本的研究，还要面对不断变换的艺术创作实践进行研究。尤其面对后者，如果是生活在当代，则研究和批评又受制于各种现实利益的影响，难免不影响独立思考的学术价值。没有独立的批评，只能影响到当代对艺术的梳理和认识，只能让当代艺术越加一团迷雾。独立思考和独立批评，美国不仅需要，中国也同样需要。所以，作为思考者的丹托，就有了与现实的距离，可以从心所欲展开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和剖析，只作独立的学术思考，一切批评都从真实的内心世界产生。
对于丹托，只有翻译出版他的著作，我们才可以了解丹托的所言所语，看一看处在美国当代艺术现场的丹托说什么、怎么说。应该说他对当代艺术和艺术史的思考，对于扩大思路、增加认识还是大有裨益的，甚至有所启发。我们把他的思考语言变成汉语言，也就是进入汉语言的思考维度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借鉴其思考启示来思考中国发生的艺术现象和问题，也扩大到思考全球发生的艺术现象和问题。在当代，我们思考艺术只有不局限于中国发生的，才能更深入思考在中国发生的。任何思想或见解只有变成了汉语言，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思想财富。实际上，对丹托的批评、甚或批判仍然不足（对其他许多艺术史学家和批评家也是一样），需要更多的学人假以时日、潜心其中，进行深入研究。
实际上，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艺术史学研究的中心已经移到美国，艺术批评实践也以美国最为繁盛。据统计，全美有120多所大学设有艺术史学系，50多所大学可授予博士学位。迄今美国培养了最多的艺术史学博士。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每年发表、出版的艺术史学与批评论文、著作汗牛充栋，叠床架屋。而我国的艺术史学教育正在全面开展，从国家政策目标到教育理念、从院校设置到研究教学规划、从社会投入到完整的国家艺术体制建设，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既发扬悠久的艺术史传统，又发展新知识体系的艺术史学研究，相信我们要做的比要说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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