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中国的艺术教育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我们的学院应该不可能是单一模式的。我们的社会需求中，职业技能训练的诉求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但是也开始有更高的需求出现。是否不同的学院应该明确自己不同的定位?或者在一家学院之中，就应该有不同的定位层级?因此，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的，就绝不是在不同的想法之间分出谁对谁错，而是要找到一个让不同的想法能够兼容的方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当代艺术教育才刚刚开始，我们还不能肯定什么模式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因此应该允许更长时间甚至永远的摸索和实验。
所以我一方面对于急于规范教程和统一教材的冲动心存怀疑。对于我们目前这个阶段，不是要求同存异，而是要“存同求异”，尽可能多地尝试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我对于直接搬用某些欧美院校的放养论也不敢苟同。实际上，国外的名牌学校总是在高度自由的选修和学分制之外，另有一个手段来确保放养模式下学院教育的成材率，那就是高淘汰制。学生当然可以完全自由地选修学分，也可以休学出去混几年再回来接着读。学腻了不学了也没关系，反正你学费一年一年地交着就可以了。你要最终拿到毕业证书，就得拿出硬功夫来打出十八铜人阵才让出山。这种高淘汰率下，学院方面和教授尽管宽松好了，学生们自然哭着喊着要你多管管他们。我倒是很希望我们的学院能模仿这种方式，可惜现实是，我们连末位淘汰制都做不到。基本上，能考进来的，不出意外都能拿到学位走人。这就像一家没有质检部门的工厂，这种情况下，过度地把赌注押在学生自觉学习的成熟程度和自学能力，学院的品牌就有点风险了。
基本上我是个“性空论”者。但是今天的学生在来到学院大门之内的时候，已经不是空空如也的了。他们总是已经带着一些什么了。其中有已经准备的很好，只是需要你帮助他自学的;也有不灌输点什么进去就真的一无所有的;甚至偶尔还有已经满脑子习气不严加管教实在不行的。理论上应该因材施教，该放养的放养该严管的严管。但实际上时间成本不允许个个都因材施教。因此放养其实反而成了精英教育，对基础好的学生有效。严管成了起码的职业教育，是对于后进学生负责。实际操作中，只能用两段制，对于很可能更多地必须满足职业生存需要的本科教育后期更倾向于严格，对于培养精英艺术家的而且我们能控制招生质量的硕士生，更多地放养。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中国，甚至在别的国家也一样，学院除了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教育产品之外，本身还负有学术使命。就算学生和家长全都只是想来美术学院中花钱玩耍四年，学院也不见的就应该办成俱乐部。而且，学习的过程本身会改变学习的目标，一开始想要混个文凭玩耍几年就回家帮助老爸老妈照顾生意的，也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诱发浓烈的兴趣甚至历史责任感，决心不管不顾地走艺术家道路。一开始心雄万里的少年意气，也可能随着现实磨损成混口饭吃的平常心。因此我们必须假设，如果学生并无远志，他在这里能得到的是基本的教养和合格的知识。而只要他有更高的追求，向上走的台阶就总是敞开着。 学院的服务对象，也不仅仅是这些眼前看得见的学生和家长，同时还要对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负责，要对一个文化传统的未来发展负责。越是伟大的学院就越是承担着这种学术使命。也就是说，学院归根到底还是要有理想的，要用这种理想来感召青年，形成一个理想共同体。理想和精神不是依靠强硬的灌输，而是靠它本身的魅力来吸附参与者。有了这种理想的存在，严格的训练就不是压抑，而自由也不是飘荡。 学生来到学院的时候，一方面已经他拥有了自由。我们的教育绝不仅仅是对他重申他的自由而已。他来到学院不仅是为了知道这一点，这一点他其实已经知道了。而在另一方面，除了这种不受压制和强迫的自由，他其实还可以更加自由，那就是，学生应该有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的自由，在学院中获得理想的自由。
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当口，2011年4月30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教育大会”上，本文涉及的问题果然再次爆发。这一次，争论发生在中央美院的两位教师吕胜中和展望之间。吕老师总所周知地坚持教学要严格规矩，强烈主张规范统一教材的也是他。展望在演讲中发表了了一通放养论。于是两个人互相讥讽起来。于是我从听众席中举手发言如下：
我们要警惕两极化的思维习惯和被对立面绑架的假批判性。
比如在历次教学研讨上都会出现的关于学生个性放纵到什么程度，教程是否要严格和规范等等问题的争论。比如刚才展望和老吕的略带火药味道的小调情。其实，双方的分歧可能没有各自以为的那么大。只是每个执教者所处的不同位置，有时候是被迫选择一种对立立场来表达而已。有时候这种不同，甚至只是同一个执教者面对不同对象，处在不同教学周期的可以理解的选择。比如，就教程是否要规范的问题： 教学要不要追求质量?要追求质量的话，从一开始不太知道怎么去教就比较随意地去教，到后来比较心中有数了，难免渐渐科学和严格起来，于是就有可能形成模式。形成模式有好有危险，好处在于有个批判的起点，成为理性反思和进一步修正的基础，甚至于作为学生的反叛对象，都是有其价值的。它的危险也很明显，那就是沦为教条，甚至于公式化，口诀化，成为禁锢思想本身的东西。这不是实验艺术独有的问题，所有的人类建构都存在着教条化的危险。
要解决这样一个两难，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发明模式，提供选择机会。因此，保留差别就变的特别重要。我不觉得要"求同存异"，而是更倾向于要“存同求异”。差别存在，就不怕教条，教条就有机会由坏事变好事。也就是说，学院有机会成为成为产生学派的地方。
因此，我们要爱我们的差别胜过爱我们的共性。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与我们有所不同的方式的存在是我们免于腐败的机会。即使在一家学院内部，如果有可能，也最好形成这样一种张力。学生之间的相互教育，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相互教育，才是最重要的。能够形成共同体，相互给予意见的前提，恰恰不是相同，而是差别。柏拉图的学院模式即使不是真的，也是一个好理想。
此外我们要意识到，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设计完美的教学构架，千秋万代的完美学院。学院的使命都是历史性的。其实一个学院在特定时代能够完成伟大的使命，就已经很成功了。像包豪斯，或者黑山学院，或者约瑟夫博伊斯的杜塞尔多夫。
在进入学院体制之前，所谓实验艺术实际上也处在一种体制中，甚至有所谓“混地下的”，反体制的体制。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不断地自我批判。特别是，提醒一种临时性和历史性。只要记住一切建构都是临时的，它的危害就总是可以忍受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学院对自由的保护能力。在学院之外，我们并不自由。甚至于在最形而下的层面上，学院也是学生们最不用考虑卖画的时候，在他离开学院之后，他其实就再也无法自由和浪费了。在一些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拥有不用把钢琴弹得像莫扎特那么好的自由，但是把钢琴弹成那样对我来说更是一种自由。
|
